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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西方的「文革」 -陶傑

西方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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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爆發「文化大革命」,左膠份子終於超出了言論,發動推倒歷史人物石像的大破壞。
 

「文化大革命」本來只是中國人的產物,全民缺乏理性,仇恨爆燈,砸毀孔廟,因為孔子是奴隸主階級的代言人;砸毀岳墳,因為岳飛是宋家皇帝的打手。中國人的羊癇瘋告一段落,五十年後,輪到西方的白左模仿中國人發飆,真是西方文明之自作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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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政治正確,以吹毛求疵開始,以捕風捉影壯大,最後淪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劫毀,「大愛包容」為名,仇恨排斥為實,當初還濺口水花,然後動手動腳,文鬥演變為武鬥。中國的「文革」師承自列寧和托洛斯基,由「平等、大愛、共產」的口號開始,必然變成赤柬波布的滅族屠城。
 

這種低級的慘劇,列寧和托洛斯基的陰魂,若搬到美國來作祟,遇到的反作用力,當然就是三K黨和所謂的新納粹。
 

這是社會科學:先有極左蔓延階級仇恨,復有極右的仇恨來抗衡。有如三十年代,先有共產主義,主張消滅整個資產階級,繼而方有納粹。共產黨企圖屠滅全世界的地主階級和資本階級,納粹企圖屠滅全球的猶太人,而馬克思也是猶太人。
 

今日這兩場瘟疫,在西方國家,蠢蠢又再興生相逢,還加上三十年代歐美所無的伊斯蘭國恐怖主義在移民之中滋生。因此瘟疫不止兩場,而是三種。如此場景,不爆發世界大戰,正如水加熱到一百度竟然沒有變水蒸氣?當然不可能,是無天理。
 

第三世界瘟疫不足為奇,歐美一步步自我選擇向這個深淵自殺滑落,因為新生代貪逸惡勞,思想懶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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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恐襲一宗接一宗,漸漸令人麻木。當初巴黎的炸彈何等震撼,到倫敦汽車襲擊漸覺像打個噴嚏,無甚感覺。看見巴薩隆那又來一宗,只當做正常呼吸,不想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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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流行一段德國市民在慕尼黑街頭偷拍的短片:垃圾充斥,全部是包頭蒙面的伊斯蘭族人。嘩,又是法西斯散播「仇恨」?德國人忘記了兩年前看見沙灘上土耳其的小孩屍體是何等的心腸慈軟,哈哈,今天後悔了。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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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人工智能詩 -陶傑

人工智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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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由西方文明發明,傳到中國,當然超前人來瘋。杭州出現第一家由AI運作、無人工操作的超級市場,產品電子識別,收費用手機,湊熱鬧者人山人海,還吸引了數百中年大媽,湧進而蹲坐地板,免費嘆冷氣之外,像香港星期天菲傭印傭坐滿了公園和天橋,一面抓着小腿搔癢,一面快樂地聊天。
 

在口腔期之上,人據說還要追求「精神文明」,於是出現了AI的機械人賦詩。大陸一名女記者,向電腦輸入「春天來了」一組漢字,電腦即刻組作出一首詩來:「春草黃鸝似有情,天邊梅柳近聞鶯。來從月上行舟過,了卻花前認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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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不是人腦,作詩只當是文字的數學組合,將幾萬首前人的詩句詞彙,當做「大數據」,然後以精算方式「作」出一詩。這樣的「創作」,只是一套「科學程序」,其「詩」會押韻,但沒有人味。
譬如首句:「春草黃鸝」是兩個名詞的組合,湊上「似有情」,就是硬來。春天的草,加上黃鸝這種鳥,怎樣就「有情」了?此句沒有交代。

 

下一句也沒有闡述,即刻跳到「天邊梅柳近聞鶯」──梅花和柳樹,都是栽在湖畔和村舍的植物,不會遠在「天邊」。梅花冬天才開,柳綠在春夏季,因此「梅柳」不可能同時綻開。黃鶯應該就在柳樹上囀唱,到了冬天,梅花盛開時,是沒有黃鶯的。何況既「天邊梅柳」,為何黃鶯卻在近處?這就是AI人工智能「作詩」的智障。
 

況且好詩不止寫景,尚須情景交融。「情」就是作者的心境、處境,能攀登的意境。「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幾句無一「情」字、也沒有「落寞」、「空虛」等形容詞,忽然由喧噪繁華的燈會,轉入一個完全不同的鏡頭。人工智能再玩一千年,也製造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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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詩不可以平板直敍,如蓼園詞選稱許李清照:「短幅中藏無數曲折,自是聖於詞者。」眾裏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即是曲折,也就是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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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超級市場,推一輛購物車,也眾貨中尋心水,不懂的找個店員問問。這首電腦詩的幾組詞彙,令我如看見一群大媽闖進,一屁股坐在地板,當做弄堂,在雜亂中聊天。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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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世紀演唱會 -陶傑

世紀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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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之際,紅館舉行Sam& Tam聯合演唱會,唱回來一個萬眾喧騰的時代,可謂The Show of the Year,香港的命數註定。
 

許冠傑將粵語歌曲革新,讀港大的番書仔,青春活潑,加上承傳了何淡如、陳夢吉的清末民初珠江嶺南魚米文化的詼諧的填詞人黎彼得,完全是香港一八四二年之後匯萃東西方的音樂縮影,所以令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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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傑的歌曲如由初唐的王勃和駱賓王起調,將香港粵語流行曲引入王維、孟浩然、李白、杜甫的盛唐,此時尚有譚詠麟,尚有羅文、葉麗儀、張國榮、林子祥、梅艷芳,還加上台灣的鄧麗君、齊豫,香港的黃霑顧嘉煇加上台灣的李宗盛,到了劉德華、張學友、蔡琴、張信哲,這不是一卷脈絡分明猗歟盛哉的唐宋,又是什麼。
 

許冠傑是香港流行曲文藝復興之父,雖有西洋味,但富有打工仔小市民心聲;但到了譚詠麟,香港的中產階級形成,林敏驄歌詞,加上許多日本曲調,香港人的身份,雖此時適逢香港前途談判,唯已搶先在流行音樂中建構完成。
 

這兩人當時唱歌,一為激情,二為市場,也許三還為了「溝女」,當然沒有想過有一天會成為所謂的里程碑。但有如獅身人面的石刻工匠,八千年前,也沒有想過自己的作品(或Product)會留下來,周圍的綠洲,變成了沙漠,偏偏就留了下來,而且與金字塔同在。
 

有人說建築是凝固的音樂。好的音樂,卻是凝固的時間。重唱出來,旋律融解了冰封,化為流水,猶暖的記憶,就徐徐滲出來。
 

聽「鐵塔凌雲」時,你在哪裏?聽「我像一片雲」時,你被哪個人剛拋棄?而在聽「心裏日記」時,你又新認識了誰?
 

然後書接下回,聽「幻影」時那齣「陰陽錯」是跟她一起看的,到「愛在深秋」的時候,那個人已經去了密西根,而且向你寄來一片紅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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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的迴韻,連同那個雲天低處的秋楓燒北美的餘燼,明明都已經熄滅,而且在時光中卻又活了過來。看許冠傑和譚詠麟,不止舊曲重溫,故人重逢,而且是再翻閱一次塵封的心裏日記,讓夾在書頁裏的那張乾脆了的紅葉,從記憶的上游,又溫紅如昔地漂流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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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east we had Paris,每個四十歲以上的香港人,心中都有一個Sam或Tam,or both。當紅館喧騰,紅館外的海港,遊行示威躁鬱如酷暑,此時,一個人坐在館裏最高遠的一角靜靜地聽,台上的兩個歌星年逾花甲,唯躍如童子,生若浮花,事如春夢,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靜靜地,我哭了。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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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法官戰爭 -陶傑

法官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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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華裔大法官,是英治時代普通法訓練出來的專業動物,他們的思維方式和性格,深深打上了自蘇格拉底以來西方的邏輯思維和哲學理性的烙印,還加上英國十九世紀以來的人權公義價值觀。如何將這群人還原為中國基因,改造成梁愛詩要求的「法官也要愛國」,幫助他們成為百分之百的中國人,又不必如五十年代初毛澤東以批鬥方式改造民國過渡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是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一項任務。
 

因為英國人培養的法官,雖然也黃皮膚,但他們的Mindset(這個字沒有恰當的中文翻譯)與一名小農式的中國人距離最遠。例如,英式的大法官是最動用腦力思考(Cerebral)的品種,不是口腔期的民族人格。他們即使喝酒,只喜靜呷威士忌和毯湯力,對於一個夜總會裏貴賓房喧噪頻叫乾杯的茅台和二鍋頭,很Non-Chinese地,他搖搖頭,必敬謝不敏,寧願找到香港會的木地板圖書館,看他的星期日泰晤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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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見獅子山下的中國大嬸阿婆電視觀眾追看包青天劇集,會暗中覺得好笑,並憐憫她們的愚昧,有如上帝之寬恕阿當夏娃。有如一名西醫對中醫把脈而斷定一個病人肝有寒氣而嗤之以鼻,一名合格的英式大法官,有如一名荷蘭傳教士,對於印尼土著的鬼面舞,會保持一種對風俗獵奇的禮貌的欣賞,但As far as dancing is concerned,他一定Prefer欣賞瑪歌芳婷和雷里耶夫的天鵝湖。
 

這種人若一九五○年落在毛澤東手上,三年即有辦法多快好省地改造成功。在特區時代,唯需時二十年,方始可以通過「友好交流」的方式、細水長流或慢火煎魚,成功改造三數名,其餘只能等他們老死退休,不如釜底抽薪,在下一代下手。所以港大文學院這個陣地,一定要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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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年前我曾跟一個英國朋友打賭,他對英國人的殖民教育很有信心,但我告訴他,我對中國人三千年的基因更有信心,我說:The Chinese can wait。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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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一鼓歪風說判詞 -陶傑

一鼓歪風說判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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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上訴庭三名大法官聯手重判黃之鋒等三人入獄,為了解釋重判理由,還謹重推出六十四頁的中文判詞,但判詞卻被指為寫得像人民日報社論。
 

我感到好奇。香港的大法官長期被愛國的中國人定性為黃皮白心,受英國殖民主的普通法和西方的「無罪推斷」等理性思維毒害。為了響應梁愛詩「法官也要愛國」的號召,開始自我改造一下思想,追上十四億人民的步伐,做一個全面的中國人,落實三權合作,長遠來說,絕對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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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所謂人民日報社論不懷偏見,大法官判詞向人民日報看齊,也不應該帶有道德判斷。
 

此一判詞,平心而論,看得出三大法官學習人民日報社論體的漢語已經很努力,但可能剛起步,尚有一點瑕疵,以下茲以一個中國語文研究者的身份,由學術角度來商榷一下。
 

首先是判詞第六段:「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歪風」。「歪風」一詞,確實很中國,如「堅決抵制資本主義的歪風邪氣」,但是如果我的中文還可以,如果我沒弄錯,應該是「一股歪風」,而不是「一鼓」。一鼓作氣,才是「一鼓」。人民日報社論是很嚴肅的文獻,毛主席說:「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三大法官的判詞,如果真能讓人民日報的校對員校一遍,會更好。
 

判詞指「三名答辯人都是年輕人組織的骨幹分子」。「地主壞分子」、「修正主義分子」、「港英殘餘分子」,「骨幹分子」這四個字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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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該等人士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行為有錯」,既然是「分子」,忽又改稱「人士」,犯了對目標被告定性不一致(Inconsistency)一弊。對於敵人,人民日報從來不以「人士」尊稱,而是「一小撮人」或「一小撮別有用心的壞分子」。士者,四民之首,對待這等破壞社會的骨幹分子,還「人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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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本席」同意潘法官的判決等同中國稱「我公司」、「我廠」、「我政府」,不講「本公司」、「貴廠」,所以應該用「我席」、「我庭」,中國人的味道濃一些。以上各Point,只是本欄,不,我欄的語文角度意見,與這三大法官判决的正誤無涉。學寫中文,任重道遠,三位大法官的起步,與林鄭特首開局一樣,已經很好了,I am impressed。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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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西方的自殺 -陶傑

西方的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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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左毒深入骨髓,傳媒自我審查嚴格,最濫用的一個罪名叫做「種族歧視」。譬如外來人口大批湧入,德國傳媒一律不許用「移民」,只許以「難民」相稱,強調他們的弱勢和困境,以顯示本國收容政策之「偉大光榮正確」。
 

英格蘭北部的羅德咸「亞裔幫派」有組織強姦少女和兒童的罪案,已經是二十年左右的常態,受害人過千,一干強姦犯直到去年才入罪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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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底是甚麼亞裔?華人?韓國人?日本人?不,英國所謂亞裔,泛指印度和巴基斯坦裔人。
 

英國傳媒也一直遮遮掩掩,不敢講真話,同樣道理,警方生怕涉及「種族歧視」,冒犯「文化多元」,不敢插手,導致這群罪犯橫行多年。
 

接二連三,紐卡素也出現同類「少數族裔幫派」強姦黨,也終於落網,少數傳媒終於膽敢直接揭露這群罪犯的身份,指明他們是來自南亞及中東的穆斯林;甚至連工黨的女性平等機會的影子大臣Sarah Champion也忍不住撰文直斥「英國巴裔強姦白種少女」。即使身為女性兼左派,有兩道護身符加持,也頂不住左毒的壓力,工黨其他議員紛紛批評她「開壞頭」,她也只好承認自己「用詞不當」,宣布辭職。
 

即使其中一個罪犯咆哮「白種少女都是垃圾」的證詞,也不能喚醒這群罪惡而偽善的左膠,依然不肯承認這等強姦罪案和種族背景有關,一個非洲裔工黨女議員聲稱,不可以將罪案和種族掛勾,否則其他種族的強姦犯會利用偏見犯案,置其他少女於危險。
 

左膠的「文化多元」,不但高於女性和兒童的權益,也高於司法,高於做人的基本良知。為了維護「文化多元」這個可笑的「理想」,這種人認為可以付出一些「適當」的犧牲,譬如年幼無知的少女和兒童,由他們犧牲小我,去保全「文化多元」的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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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傳媒視「種族歧視」為洪水猛獸,當然是始於希特拉殘酷屠猶的噩夢,以至德國戰後洗心革面,到了要和本國傳統文化歇斯底里切割的地步。左派左到極致,就是消滅文化和國界,「文化多元」正是此意,最終必將拋棄傳統文化。良知的底線,因為「各國文化」都有其特殊意義,彼此地位平等,包括男尊女卑,強姦婦女,榮譽謀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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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左的實驗,一百多年前,在中國已經發生過了,從「打倒孔家店」開始,中國人徹底拋棄了本國傳統文化,每一個中國人都只知工作、消費、炒樓,左膠的「文化多元」天堂,其實早在中國,只是後來變了個樣,一切當然說來話長。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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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怎個憐字了得 -陶傑

怎個憐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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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和好人,不要參與中國人的政治,只須勤勤懇懇,讀好書,做好本份,兼有修養,然後找一個西方文明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移民。
 

有道德潔癖的人不宜從政,因為他對於人性的陰暗面了解不足。香港的教育偏重理工商金融,人文哲學修養不夠。嚴格來說,政治並無善惡,只有利弊;正如一座森林,獅子撲食羚羊,不是因為獅子殘暴而邪惡,而是獅子是食肉獸,羚羊是草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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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食動物性格溫馴,但天生卻是食肉獸的點心。「人為鼎鑊,我為麋鹿」、「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是金庸「鹿鼎記」非常嚴肅的政治警世主題,其中有大悲情,而一般中國人(即所謂「百姓」),只專注於韋小寶糾纏於七個老婆,將小說當做色情俗劇。
 

既然那麼天真,就要付出代價了,蔣中正的中文秘書陳布雷,有一個女兒,叫做陳璉。這個名字本來就不吉,因為陳布雷是一個苦兮兮的文士,想為女兒取名為「憐」,後來轉為諧音。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陳璉十八歲,投身抗日宣傳,非常的愛國,認定中國的出路是跟從蘇聯,走馬克思列寧的路。陳布雷告訴女兒:馬列那一套,崇尚暴力,革命之下無親情,你要慎重選擇。
 

但陳璉不聽,參加了另一個黨的「革命」,在北平下嫁了一名她認為很浪漫的左傾地下工作份子。二人雙雙被捕,押解南京,蔣介石知道了,於心不忍,覺得這對青年,不是正式的地下黨,只是外圍讀書會和社會運動的人物,保釋外出,囑其嚴加管教。
 

陳布雷將女兒和女婿召來南京,但地下黨吩咐他們藉此獲取情報。陳布雷服毒自殺之後,女兒女婿投奔「解放區」,「解放」後死於文革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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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止陳布雷的女兒,連北華北地區剿匪總司令的女兒也是卧底。這兩人都沒有想到,一手由小養大的女兒會出賣父親,以及父親效忠的黨國。蔣介石也沒有想到,寵信的心腹陳布雷,為何自己的女兒也管教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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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政治。一切醜陋的結果,必由美好的理想故事開始。世上一日有善良而易於入信的人性,一日就有背叛和出賣。金聖嘆殺頭前夕,給兒子留下絕命詩:「蓮子心中苦,梨兒腹內酸」,死到臨頭還在諧音幽默:憐子、離兒,骨肉永絕之痛。陳布雷很有才學,給女兒取這種名字,亦宿命乎。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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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基辛格是不捐錢的 -陶傑

基辛格是不捐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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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知識份子不大了解中國,或因一個伊斯蘭世界,已經令西方「研究」得疲於奔命。
 

六千年文化的印度,幸有英國有兩百多年的貼身管治,英國人了解印度人的聰明狡詐,印度人也了解主子的博雅優容,因此英國人和印度人既各自算計對方,也惺惺相識。英國文學和電影與印度發生關係的,由「印度之路」到最新的英國電影「維多利亞與鴨都」──講維多利亞女皇與一名印度忠僕的友誼──皆是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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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和印度消耗了白人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一個秦始皇加列寧,而據說又有「三千年燦爛文化」的中國,自一八四○年貿易戰爭之後,雖西中交往,至一九四九年絕,其後又恢復,但因為西方知識份子的天真,時時誤判。
 

西方的誤判,往往由於將所謂的中國,開始一定是「看得太好」,即英文所說的Overrate。因為他們先入為主,為「三千年古老文化」此一標籤所嚇唬,直到實際交往,漸漸發現,由馬可孛羅起就是神秘而美好的想像,不是他們當初想像的那回事。所以跟英國人有點往來的,就會知道,內心最厭惡中國人的,即使收了錢,就是所謂的漢學家。
 

由浪漫到失落,由單戀到厭惡,是西方漢學家必然的軌跡。在太平匪亂期間,香港總督般含,與一批英法傳教士北上廣東。他們聽說「太平天國」信耶穌,覺得這伙中國人或親近西方文明,可以扶一把。英國牧師麥華陀寫了一份報告,論太平天國:
 

「此叛亂團伙若可勝利,可以預見:中國將為傳教與商業開放,科學亦可輸入。若西方耶教諸國協助清廷鎮壓,實為不幸,因為這伙叛亂者擁有進步與改革的趨向,此一精神,為清國政府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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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華陀牧師的觀點,就很幼稚,他以為太平天國宣讀聖經,就表示「開放」,準備接納西方思想,有改革的希望,而不知道其首領洪秀全,是一名農民叛亂頭目,基因與朱元璋相通。當然,後來英國公使看清楚了,讓戈登協助清廷鎮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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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漢學家,或「友好人士」,二百年來對他們研究對象的認識皆有此過程。由全面的誤解始,所以浪漫;以逐漸的了解終,所以厭倦,或懂得陪笑臉,繼續說中國人愛聽的奉承。記住:基辛格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從中國賺了億萬金元,但基辛格不會為什麼汶川地震捐一文錢。為什麼?因為基老爺子是一個很聰明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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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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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黃金冒險號]- 世道別有險奇處 -陶傑

世道別有險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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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釘世紀奇案,其中內幕不簡單,要用理性邏輯來看待。
 

首先,在旺角鬧市擄人綁架,與葉繼歡當年在觀塘行劫幾間金鋪一樣,要有很強勁靈敏的身手。因為現場地區車流擠迫,交通燈多,一旦「受害人」大呼小叫,強力掙扎,必會引起公眾哄動。任何強力部門或黑勢力,在執行所聲稱的綁架之時,必事先沙盤推演,計算風險。凡風險高的,必然不會莽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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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的「三狼案」,「三狼」第一次綁架青年富商黃應求,在灣仔告士打道的六國飯店仙掌夜總會門外。地點雖然在灣仔市區,但當時告士打道就在海旁,那時候香港的汽車很少,告士打道海旁也可以很清靜。二十一世紀的旺角是另一個世界。如果綁架,強扭上車,必然不是一個「理想」地點。
 

一九七八年北韓特工綁架南韓明星崔銀姬,在淺水灣海灘。「強力部門」綁架銅鑼灣書店老闆,在午夜的柴灣海旁。因為一張球星的簽名政治照片,要在旺角鬧市抓人,若行跡敗露,要有人問責。
 

政治風波十分詭異。皇姑屯火車爆炸暗殺張作霖、七七蘆溝橋事變、北大女生沈崇強姦案,年代久遠之後,檔案浮現,均另有內幕之說。知識份子論政,往往理想蓋過現實,缺乏江湖經驗,偏偏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江湖上起的家。
 

政治上也可以放長線、釣大魚。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臥底有許多種,其中一種叫「死間」,屬於「五間」之一,長期栽培隱伏,等待時機,用於一次性消費,達致最大的殺傷力。孫子兵法這樣講:「死間者,為誑事於外,另吾聞知之,而傳於敵間也。」放假消息,或關鍵時刻在敵營演一場戲,算計你的情緒和智商,一本萬利,兵不血刃,將你一鋪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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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所謂泛民,不客氣的說一句,平時缺乏進修,讀歷史者更少。大律師很多,很懂得執着於條文,咬文嚼字地跟中國說道理,而不知道中國的Mindset不同,而且政治和學院的政治學,是兩回事,正如在英治香港,辦一份報紙而成功,與大學的新聞傳理系理論,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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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香港的六成民意,還是需要一個政黨集團來代表。民主黨天真之敗,不代表其敵對勢力或政府之勝,雖然如果我是梁振英,會懊惱:為什麼這場十字釘鬧劇,不早發生於三年前,在我的任內,而是讓林鄭撿了現成的便宜。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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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冒險號]- 再說印刷傳媒 -陶傑

再說印刷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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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傳媒沒落,出版社難以經營。書展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希望香港市民多買點書。
 

今日香港是講究數字的社會,不講求質量。只要求市民消費多買書,少免費上網吸取免費資訊,一切以經濟為動機,「鼓勵閱讀風氣」,是為了挽救出版社這個行業,多於提升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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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書籍,民國學者毛子水在五十年代已經說過:「世間壞的書多,而好的書少。」作家吳魯芹說:「今日充塞市上的,只是書的形式、而不配稱做書的印刷物。」
 

這句話稍一改動,以民國時代中國社會一般的禮儀和修養相比,經歷毛澤東之「文革」洗禮,今日的中國人,其中無胡適、無梁啟超、無徐志摩、無梁思成與林𡽪音、無燕京大學、無民國三十八年之前張季鸞胡政之的大公報、無老舍王世襄林海音筆下的北京風物、無十里洋場文藝中西匯萃的上海;其大量之GDP聲浪喧嘩、證件造假、五毛網路辱罵、廣埸大媽歌舞,到處亢奮咆哮說自己是中國人者,此一數量繁多之人種,以毛子水、吳魯芹指出的「書」和「印刷物」之分別而喻,或亦不知可否這樣說,只是在生物學上仍為黃河流域一帶繁殖承傳之「中國人」的種族形式、而不配稱做中國人的蒙古利亞裔人形動物。
 

與今日比較,五十年代的台灣當然還有許多好書;正如三十年代魯迅林語堂已經看不過眼的民族劣陋質素,若換了今日在生會更為厭惡。
 

其時台灣知識界出了一本研究註解李商隱詩的書,作者將李詩「分體」排列而論證;知識份子周棄子說:這是一本很糟的書,因為李商隱詩只有題材之別,並無詩體之分。什麼叫題材?寫景抒情和以無題隱晦表達牛李黨爭政治失意者,就是題材。樂府、五言、七言律絕,就是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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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不服氣,寫信申辯,認為評斥過苛,出版生意已經難做,你這樣一罵我更慘。周棄子引文史證據再駁斥,最後說:「市面上沒有李義山的集子賣了,逼得我們書再糟亦不得不買,這是你營業的成功,但不能抵銷你無知妄作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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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真正關於「書」的爭論,在六十年前。今日華文印刷傳媒,不論生意好不好,「市場」恐無一人知道誰是李義山。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7年0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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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70814/20120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