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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印度女兒 -陶傑

印度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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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電影的天王巨星阿米爾汗新作《我的冠軍女兒》(Dangal)在中國掀起熱潮,同時也激發有關女權的爭議。

印度電影不但色彩影像豐富,尤其是歌舞傳統,堪稱舉世無雙。這齣電影的主題曲已經在網絡瘋傳,節奏雄勁,動感十足,聞者無不鼓舞。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講一個摔角手為了生活放棄夢想,失意回家,如何栽培兩個女兒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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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的這位父親,本來一心想要個兒子繼承自己的未竟之志,偏偏老婆生的都是女兒。機緣偶遇,父親發現女兒堅強好勇,跟同齡的男孩打鬥絕不退縮,於是把心一橫,將女兒當兒子一樣訓練,剪短頭髮,運動鍛煉,培養她們的鬥志和毅力。

從此,父女三人所到之處,村民無不側目,人人都說這個男人瘋了,甚至罵他「無恥」,居然讓女兒跟男人有肢體接觸;女兒的同學恥笑她們是「男人婆」,連他的老婆也擔心「將來誰敢娶她們?」電影的爭議就由此而起,一些知識份子說,父親強加自己的意願於兩個女兒,從來沒有問過她們的夢想,剪短頭髮,作男孩打扮,本身就是矮化女性,父親只是在按照自己的標準培養「假小子」。

但是,這些批評家可能完全忘了電影的背景。這不是色慾都市的紐約,也不是浪漫邂逅的巴黎,而是印度的窮鄉僻壤,是上網費用相當於一餐飯的地方,少女讀書到十四歲就準備輟學嫁人,從此生孩子做家務,在她們眼裏,穿着露腿的裙子,或者自由旅行,都是遙不可及的富貴生活;是不是這齣電影的男主角要跟他的女兒說,你們的夢想是當醫生、律師?還是去美國太空總署研究太空船?然後送她們去美國留學才叫尊重女權呢?

即使在這樣的現實中,父親為兩個女兒打破命運的窠臼,衝擊古老的世俗,已經竭盡己能,傾盡所有,如果這也叫父權,或者「暴君」,那些「女權」到底要爭取的是甚麼?

電影的男主角是一個凡人,他的生活和夢想裏不會有矽谷創業,美女香車,或環遊世界,但是凡人亦有非凡之處,他也有自己的人生價值,在比賽中戰勝對手,贏得冠軍,即足以可稱偉大,他相信女兒與眾不同,有自己的志向,而不是一到十四歲就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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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裏的兩個女兒繼承父業,即使是強迫,又有甚麼錯,難道她們生活的地方可以給她們更好的選擇?中國的《木蘭辭》歌頌一個女英雄:「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如果花木蘭不是代父從軍,在歷史裏還會不會留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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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這兩個堅強刻苦、英氣逼人的印度女兒,西方一些所謂女性電影裡搔首弄姿,無病呻吟,滿口甚麼男權和性壓抑,還好意思說甚麼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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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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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教育的鐐銬 -陶傑

教育的鐐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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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一家公立學校的男老師突然遭解僱,因為他的一個十三歲學生上課不停交談,經口頭告誡無用,他走過去輕拍了男孩的後頸。

原來這家公立學校裏有一個組織叫做「行為監督組」,專門由政府出錢聘請,以監督教職員的行為。這個學生的父親,由監督組得知兒子遭老師不恰當懲罰,尤其是根據兒子的證詞,指老師大力拍打,幾乎令他的腦袋撞到桌面,因此決定控訴老師「襲擊」。

老師當然矢口否認自己「襲擊」學生,但在當今的政治潮流下,即使他有完美履歷,一向表現傑出,在這家學校已經教了十二年書,是公認的好老師,全都沒有用,統統一筆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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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數百人為這位男老師發起請願,包括他的學生,稱所謂的「事件」完全是小題大作,愚蠢透頂。但是律師已經勸這位老師認罪,接受社會服務令和罰款的「判決」,這位老師也已經失業,跟家人一起搬走。

幾年前有一齣丹麥電影《獵誣》,講一個女童誣衊幼稚園的替工性侵犯,男主角清白做人一世也不敵一句童言,即身敗名裂,家庭破碎,最終無立錐之地,幾乎被鎮上居民打死。雖然是電影,但劇情並不誇張。

為何僅憑學生的片面之詞,遇襲證據尚未證實,就可以裁定老師襲擊?因為當今教育制度的天秤,已經完全向學生傾斜,尤其是公立學校,教師處於絕對弱勢,一旦發生衝突,必然是學生有理。即使學生對老師無禮,譬如出言侮辱,或者故意肢體踫撞,將老師撞得打跌,也不要緊;反過來,老師如果觸碰學生,即使只是「扭耳仔」,已足以構成襲擊。

贊成這位教師被解僱受處罰的人,一廂情願認為,只要他沒有一絲行差踏錯就不會惹事上身,一概乃咎由自取。這種觀點,好像真理至上,其實冷酷無情,教師又不是機械人,犯錯又何足為奇,而訓誡學生,譬如拍他的腦袋,對其嚴厲喝斥,到底算不算錯?

難道認為教師沒有錯的人,就等於贊成過去的「嚴酷體罰」,等於主張教師可以將學生打得皮開肉綻?而過去的打手板,擲粉筆等方式,又是不是等同虐兒?讓教師放手管教的年代,有沒有製造更多的人格變態?而今天這種溫室護花的教育,是不是普遍令學生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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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法庭對這位教師做出判決,以示警誡,令其永遠不忘自己犯的過錯——證明犯錯(而不是犯罪)就要受罰,那麼學生犯錯,要不要受罰?今天這一代學生從小長大,只知賞而不知罰,令其人生的頭十幾年內一直相信自己永遠正確,不會出錯,等他們長大了以後,這個社會卻突然要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會不會搞笑了一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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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弱小,禁絕體罰,防止邪惡的人利用幼童的單純去作惡,這當然沒有錯,但矯枉過正,過度保護,將正人君子也當賊辦,要求所有人像機械人,甚至容不下半點人性的偏差和疏忽,難道不是另一種冷酷無情?今天英國的這類保護法令已經多如牛毛,形同鐐銬,將教師綁手綁腳,甚麼「行為監督組」,聽起來也很有中國文革的風格。教師這一行已經變成苦差,稍有行差踏錯,即成一輩子的污點。留在這一行的人,為求自保,當然只能閉目塞聽,對學生的頑劣違規視而不見,但求準時收工,準時出糧,至於學生學了些甚麼,考甚麼學校,還關心來作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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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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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五四的所謂正義 -陶傑

五四的所謂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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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正好是五四,兩岸三地的教科書對「五四運動」都一致正面評價,絕無翻案的可能,但接近一百年之後回顧五四運動,真相已漸水落石出,尤其以台灣學者唐啟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周年之際出版的作品《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提供了關鍵線索。

北洋政府的歷史名聲遭到嚴重醜化,已為今天有識之士所認同,無論北洋政府的管治如何「腐敗無能」,都不能否認其外交部一枝獨秀,尤其是參加巴黎和會的外交官:陸徵祥、顧維鈞、王正廷等,都是公認的一時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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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開戰,舊帝國紛紛瓦解,中國的北洋政府看準時機,想在外交上爭取權益。中國在戰爭期間向歐洲輸出三十萬勞工,實有必要,否則中國就不會有資格參加巴黎和會。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外交目標不止山東問題:首先是暫緩償還「庚子賠款」五年,不另外加息;撤銷賠款給戰敗國德奧,廢棄德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銷領事裁判權,尤其是關稅自主,這是中國外交官最為努力爭取的一條。

當時美國要取代英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論,從門面上來講,美國無法拒絕中國的要求。美國要當老大,發起成立國聯,需要日本加入,威爾遜奉勸中國爭取實惠,放棄面子,答允其他要求,唯獨要在山東問題上讓步,美英施壓之下,日本大使口頭承諾,只要接手德國在青島的特權,可以歸還山東主權,但是要求保密,純粹由美英法三國政府作保,並沒有白紙黑字寫下來。如果不簽約,中國就無法取得戰勝國地位,不但得不到戰爭賠款,還要繼續按辛丑條約賠款給德奧。

外交家顧維鈞說過,外交是該爭則爭,該讓則讓,不可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但是「人民外交」正好相反,如果得不到百分百的利益,就不如一拍兩散。在此關鍵時候,梁啟超只憑「聽說」二字,就發電報回國,稱北洋政府要出賣山東,提出警告。收到這封電報,才女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發表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痛心疾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口號極其得人心,五月四日學生上街遊行,甚至高喊「威大總統萬歲」,林長民還抬出棺材,上演過一幕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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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掀起一片愛國激情,到處罷課罷工,民間已將簽約定性為「賣國」,中國在巴黎的談判就此停滯,最終沒有簽約。直到六月五日,中國外交官才獲得日本大使口頭承諾的會議記錄,當作外交機密存照,中國有了這份證據,才有後來的華盛頓會議。這些外交密件,如果留在中國,極有可能一早銷毀。但是陸徵祥有先見之明,把檔案帶去了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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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正義,得益的人有很多,包括孫中山的國民政府,也總要有人付出代價,從民國的教科書開始就對曹汝霖等人定性,罵名一直背到今天。不知是否因為林徽因的美名,對於林長民的這筆舊帳,一直以隻眼開隻眼閉的居多,林長民一心想當外交官,認為自己懷才不遇,還跟曹汝霖有私怨,在五四期間大作文章,將曹汝霖當作箭靶,肆意詆毀,這才有學生「火燒趙家樓」之「愛國行動」,不過,林長民最終跟隨軍閥,在混戰中被流彈擊中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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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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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森林教育 -陶傑

森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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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兒童,童年生活普遍困在室內:家居、課室、商場,甚至會所,年紀小小也跟成人一樣「機不離手」,愈來愈少戶外活動,雖然智能手機、平板電腦可以提供遊戲,但是沒有「做遊戲」的經驗,亦即兒童互相玩耍、打鬧,自己制定遊戲規則,美國已經有人將此形容為「大自然缺失症」,甚至還認為,大自然缺失症是導致現代兒童肥胖、抑鬱、敏感、注意力不集中,或者自閉的原因。

因此文明的北歐及德國等,從六十年代起就已經提出「森林教育」的概念,帶幼兒在野外玩耍,爬樹、玩泥、堆雪人、採蘑菇、觀察動物等,所謂「森林」,其實泛指農莊、沙灘、草地等戶外,只要沒有圍牆和屋頂即可。在戶外增加一點日曬雨淋,吹風受冷的機會,反而有利於兒童身體強壯;但中國大城市包括香港這一代的兒童,由於家長溺愛,幾乎整天被關在室內,怕髒怕累,幾乎沾不得一丁點灰塵——問題是,這樣做小孩有沒有更健康,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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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只有童年的快樂可以不受干擾,簡單而容易滿足。兒童玩耍才是天經地義,在自然環境裏玩耍,接觸實物,感受日光的溫暖,寒風的冷酷,草地的柔軟,或者毛蟲的尖刺,本身就是學習,而大自然提供的素材千變萬化,給予兒童大腦發育。歐洲的教育研究發現,在野外玩耍的兒童,比足不出戶的兒童,普遍更有自信、自發、主動,更健康,「森林教育」甚至還能改善自閉症、焦慮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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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自然,缺少遊戲,是城市兒童的最大損失。香港受環境的先天局限,即使有心仿效「森林教育」,恐怕也難以實現,但至少可以設法讓兒童多一點玩耍,香港最引以為豪的是財富,但香港的城市環境對兒童顯得有點吝嗇,商場、住宅、商廈遍地,到處是消費場所,但兒童玩耍的空間一再遭到邊緣化,所有住宅或商場的兒童設施,依然停留在上個世紀,加上四周高樓林立,毫無歡樂氣氛。相比之下,馬灣的挪亞方舟在室內堆砌童話場景,搭建人工森林,打破千篇一律的嘗試,堪稱是大膽創新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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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兒童已經被迫生活在一個缺乏想像空間的世界,周圍的環境沉悶、擠迫、繁忙,幾乎看不到星空和月色,為他們製造機會,面對面,手拉手玩耍,想像童話世界,體驗遊戲的快樂,才是更好的愛護。和別人一起玩遊戲而不是遊戲機,這種快樂比吃大餐,瘋狂購物,甚至旅行「歎世界」的感受,更適合兒童,這種快樂他會記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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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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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聯合航空的核心是如何爛的? -陶傑

聯合航空的核心是如何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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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暴打乘客事件,不但鬧出國際醜聞,還成為全世界乘客同仇敵愾的發洩目標,問題的核心比疑似種族問題牽連更為廣大。

整個鬧劇的源頭不是因為航空公司超額售票。所有七十個乘客已經就座,突然臨時有四個員工「搭單」,於是機長決定趕四個乘客下機。趕乘客下機,手段也可以不那麼粗暴,「勸喻」乘客順利離開機艙,如果客氣一點,譬如即場提供超過該航班票價的現金賠償,而不是甚麼「價值等同八百美元」的優惠券,肯定有不止四個乘客願意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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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這一切不在考慮範圍之內,因為聯合航空並不將乘客當一回事,這間公司最大的股東就是工會,整件事就是西方工會坐大之後養成傲慢和冷漠的必然結果。

和馬克思主義一樣,工會的誕生當然有其必要,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的社會背景裏,眼見窮人做牛做馬,為資本家「吸血鬼」所壓榨,生活困苦,想辦法保障勞工權益及個人尊嚴,是造福全人類的善業。但這一切在一百年前西方社會已經普遍做到了:八小時工作制、法定假期、大眾休閒設施等,包括後來的政府補貼建屋等等,因此西方沒有付出過「工人革命」的慘痛代價。

問題是,今天西方還有沒有壓榨剝削工人的吸血鬼資本家?當大企業變成上市公司的時候,「吸血鬼」從一兩個洛克菲勒,而化身為整體股東、證券交易市場,甚至整個國家的GDP。今天西方所謂的「工人運動」,還有甚麼「苦大仇深」必須奮起反抗,法國的航空、火車、清潔、教師、貨車司機動輒罷工,真的是為了抗議「不公平的待遇」?

英國七十年代大罷工的時候,倫敦街頭堆滿垃圾,殯葬工人任由屍體放在倉庫裏發臭,到這個地步,還有甚麼資格說「勞工權益」?這才有戴卓爾夫人上台,大刀闊斧,清除工會毒瘤之革命。

當西方工人力爭「不工作有糧出」,絕大多數勞力工作順理成章轉移到第三世界,全球化的經濟盛宴依賴廉價勞工成本,由中國、東歐、東南亞、墨西哥等第三世界的勞工做牛做馬,為西方工人坐吃福利的生活埋單。

雖然馬克思曾經號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但馬克思昧於人性,已經過上好日子的「無產者」,並不會同情第三世界「階級同胞」的悲慘處境。

享用全球化的盛宴日久,也到了要埋單的時候,西方政府寅吃卯糧,濫發福利,左派政客只知加稅討好選民;跨國企業不斷轉移基地,國內就業市場一再萎縮,卻造成黑工蓬勃,如今再加上難民問題,當然是一敗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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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機組員工的傲慢,完全不意外;其管理失當,想出驅趕乘客下機只為方便調動員工的方案,也不意外,畢竟這種服務和管理品質,在今日的歐美十分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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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航空之類的公司已經不是企業,早就變得和政府一樣官僚主義,每一個普通人都只是「程序」中的一個數字,不講人情,也不講理性,只按本子辦事,絕不會考慮個人因素而靈活變通,像英國電影《我不低頭》的劇情,聯合航空對待這名越南華裔醫生就是活生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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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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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大學欺凌事件的改良提議 -陶傑

大學欺凌事件的改良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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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爆出欺凌醜聞,短片所見,「喪玩」手法含有色情成份,這算不算大學傳統?並非不值一提的問題。

英美一些名校,新生必須經受考驗甚至折磨,性質有如中國古代江湖的「投名狀」,關鍵是只限內部活動,不涉及外人,像加入會所,先要認同內部條約,牛津大學有一家臭名昭著的布靈頓會,會員都是家境優裕的公子哥,包括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前財相歐思邦和現外交大臣鮑里斯莊遜。布靈頓會不是甚麼陰謀論所謂的神秘組織,背後沒有操控全球政治經濟命脈的長老,主要活動除了酗酒,便是破壞公物,打爛餐廳之後,通常「丟下幾個臭錢」揚長而去——像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寫的那樣。至於有沒有內部欺凌,由於是封閉的小圈子,外界不得而知;加上不屬牛津大學管轄,種種胡天胡地,一概無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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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新生的本質與「鬧洞房」也沒有分別,甚麼酒後亂性,所謂青春癲狂,十之八九都離不開性,色情成份也不是關鍵,但前提是你情我願。性是開玩笑最主要的元素之一,人類天性對性的訊息特別敏感,沒有對和錯,只能說人類這個物種自進化以來,原始本能非科技所能改造,譬如魯迅嘲笑中國人「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國人的想像唯一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此一劣根,並非中國人獨有。

青少年對性好奇,本來無可厚非,但這一代的青春期普遍延長到三十歲,三十之前依然可算青少年,大學新生的思維和情感,待人處世停留在中學時代,也不只是香港的現象,英國大學生也流行拍裸體日曆,名為籌款,也不能排除賣弄青春身材的動機,前提是要有牛津劍橋之金漆招牌,才有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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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網絡時代色情資訊氾濫,性早已失去了神秘感,包括名校大學生的裸體照,也因為拍得太多,漸漸味同嚼蠟,已經無法「吸睛」。同時消失的還有私隱的概念,網絡上充斥販賣私隱賺大錢的「網紅」,必須各出奇謀才能殺出一條血路。同樣,色情、凌辱的短片,在每天泛濫的資訊當中到處傳播轉發,也已司空見慣,新一代學生喪玩,也必須尋求「突破」,才能製造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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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下一個問題了,既然人人都玩色情,比低俗,為甚麼不可以反其道而行?當全世界都爭相表現癲喪、惡劣,令人作嘔,如果只有你能玩得高超、獨特,甚至優美,這就是創意了,而大學生應該鼓勵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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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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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戰場上的仁慈有違多元文化 -陶傑

戰場上的仁慈有違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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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軍陸戰隊中士亞歷山大布萊曼案件判決,是最近難得一聞大快人心的消息。

布萊曼六年前在阿富汗戰場上射殺一個塔利班,當時他的部隊遭到塔利班突襲,幾名同袍及指揮官戰死,他和其他兩名士兵奉命搜索敵軍餘孽,結果發現一個重傷倒地的塔利班,布萊曼當場補槍,過程被頭盔上的攝錄機記下,以謀殺罪告上軍事法庭,布萊曼一度被判終身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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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萊曼妻子為營救丈夫奔走呼籲,加上同袍響應,民意支持聲勢浩大,幾年來籌到近百萬英鎊的律師費,兩度上訴得直:先由終身監禁減為十年,又由謀殺改為誤殺,改判刑期七年,由於布萊曼已經服刑三年半,即將可獲假釋。

布萊曼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個被判在戰場上謀殺的軍人,最大的罪證是布萊曼開槍時,在錄影中自稱他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是明知故犯。

此案最大的爭議之處,在於布萊曼槍殺這個還剩最後一口氣的塔利班,為何一定是謀殺?坐在冷氣室內義正詞嚴指責這名中士,有辱英軍名聲的人,有沒有想過戰場如地獄,而不像辦公室之整潔條理?士兵即使身經百戰,受過嚴格訓練,畢竟都是血肉之軀,在極端情況下,譬如案中士兵剛剛經歷痛失同袍的創傷,出於保衞家園的激情驅使,也會受到刺激,令其判斷力產生偏差?既然許多兇手都能以一時衝動,或者另一個人格上身為辯護理由,為甚麼要一口咬定布萊曼中士有謀殺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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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場上發現一個滿身炮彈碎片的敵軍,到底是眼睜睜看着他活活被折磨死,還是就地結果給對方來個痛快,還是盡可能使用英軍的醫療資源搶救,哪一個選擇才是最符合人性、道義,以及實際效益?而日內瓦公約的許多條文是超過八十年的古董,面世的時候歐洲各國軍隊還是貴族的天下,還沒有見識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極端,以及日後各種游擊戰士之兇猛,何況,日內瓦公約是歐洲文化,不代表普世價值,為甚麼戰場上要恪守日內瓦公約,而不採納一些多元文化,譬如對敵格殺勿論?令一個飽受痛苦煎熬的靈魂早登西天,難道不可以也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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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善待戰俘可以彰顯西方文化的高尚,但是彰顯西方文化高尚,而英國士兵表現得比塔利班仁慈,而不是跟他們一樣兇殘,這會不會是對「塔利班文化」不敬?英國文化的高尚之處,譬如優雅從容,彬彬有禮,講究修養的紳士文化,也因為不免流露出優越傲慢,包括有性別主義之嫌,顯得不合時宜,在年輕一代愈來愈缺乏實踐,有很多寶貴的文化傳統已經失傳了,少一點戰場上的高尚仁慈,又算得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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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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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人間樂土榜 -陶傑

人間樂土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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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著名人力資源公司美世(Mercer)每年調查全球城市生活品質,今年的結果與往常一樣,前二十名幾乎由歐洲、澳紐包辦,再加上加拿大的多倫多。

歐洲城市只集中在中歐的德國、瑞士和奧地利,其他來自北歐。

好的生活品質,首要前提是政治環境優良:司法公正,政治清明,監管制度有效,貧富不懸殊,犯罪率自然偏低。還必須有文化,城市與鄉村的分別不僅是經濟地位,財富創造文化,也創造偉大的城市。中世紀的佛羅倫斯、威尼斯都很偉大,不光是因為有錢,而是因為孕育了文藝復興。文化先進的城市,除了有文藝創作蓬勃,還必須包括言論自由,任何人都可以發表言論而不會有殺身之禍,不必憂慮「白色恐怖」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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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他醫療、教育、交通和娛樂休閒等生活品質,在富裕的城市裏,分別其實不大,但為何生活水準依然有天壤之別?因為住房面積,日常服務,尤其是垃圾處理和環保等關鍵環節,足以拉開城市之間的距離,即使是紐約、倫敦之國際大都會,也擠不上前二十。城市與自然天生相剋,但最理想的城市生活,絕不可缺少自然環境的調劑,因此中國最富裕的城市譬如上海、北京等,都排名在一百名以外。

美世的有關報告,每年都做同樣的事,得出同樣的結論,不經調查也猜得到上榜名單,到底有甚麼意義?因為這才是一種不動聲色的實力較量。當全世界吹捧甚麼新興國家崛起,又目睹老牌「帝國主義」衰落,文明世界和理想生活到底在哪裏,人間還有多少淨土?美世的報告就是答案。

這份報告羅列實證和數據,並不高談闊論甚麼家國情懷或者文化傳統,現實是任何一個城市,如果生活品質像排名第一的維也納,無論這個城市是在歐洲還是亞洲,是信基督教還是佛教,都會令絕大多數人對之心生嚮往,因為這就是人性。但是世上太多政治謊言,加上蠢人的和應,令人面對真相而無膽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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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全世界最好的城市,理想家園只集中在特定地區,而並非遍佈五湖四海,平均分配?不是因為這些地方特別受上天眷顧。為甚麼有的地方戰亂無休?官員貪污腐敗,環境髒亂差?同一個地球上,有的地方接近天堂,有的地方慘如地獄,並非神靈的無心安排和有意捉弄,只不過在政治正確和愛國尊嚴的意識型態中,不允許講真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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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好的生活,由好的人創造,還是倒過來?美世的城市排名明年還會繼續出爐,可以肯定,上榜名字不會有甚麼變化,甚至名次也不會有甚麼調動,其他地方是永遠也趕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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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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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 辯論是英語特色文化 -陶傑

辯論是英語特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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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選舉電視辯論是一種四不像的混雜產品:香港沒有民主普選,電視機前的觀眾沒有投票權;辯論從來都不是香港文化,辯論的結果也與特首誰屬毫無關係。

首先是限時發言的規則十分可笑,特首選舉辯論不是辯論比賽,只會令觀眾在潛意識中將特首候選人與中學辯論隊選手聯繫掛鈎,導致候選人形象的「矮化」。本來滔滔不絕橫遭打斷,破壞現場氣氛和發言人的思維脈絡,對候選人十分不公,即使生來有口若懸河之才,出口成文,也沒有發揮的空間。演講辯論講究的是氣勢,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被打斷得多,發言的人無癮,觀眾也會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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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的性質本來與戲劇相通,辯論要像一台戲那樣精采,全無冷場,唇槍舌劍也像拳來腳往那樣虎虎生風,否則有甚麼好辯論?中國文化本來不完全排斥口才,春秋戰國時代的遊士說客,也要憑口才和見識去說服諸侯;諸葛亮出使東吳,可以一個人單挑全場,舌戰群儒。但是帝王統治愈極權,只要一言堂,愈來愈容不下辯論,道光皇帝的一個宰相曹振鏞說,官運亨通的秘訣,無非是多磕頭,少說話而已。

真正的辯論,不僅只限民主社會,甚至有可能是英國特有的文化,難以為其他文化模仿,即使傳播到美國、加拿大、澳洲,辯論的水準也大打折扣。英國的議會辯論一直富有戲劇感,尤其是每周三的首相答問,網絡收視也人氣十足,因為英國的議會辯論不但議員要比試口齒伶俐,才思敏捷,首相上陣更要有舞台主角的風範,面對兩邊議員的叫好或者喝倒采,必須顯出胸有成竹,氣定乾坤。首相見招拆招,由自己的黨員拱護,反對黨率眾極盡嘲笑之能,全場經常笑聲雷動,因為這是一個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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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執政運作並不需要辯才,也與辯論的結果無關,辯論的舞台是給政客展示自己的抱負和視野、邏輯思維及個人趣味,如果沒有內涵呼應,所謂「口才」無非是牙尖嘴利而已。所謂內涵,不一定要真善美,也不必學富五車,但必須成一家之言,對於時勢命運有自己的獨到看法,而不是一味背誦政綱。好像美國總統特朗普,此人演講也甚有魅力,不是因為像邱吉爾那樣飽學,也不是像列根那樣有幽默感,而是誓願為個人信念一戰,相信要有人站出來維護美國的本土價值,要美國人優先,而他就是這頭捍衞美國的猛虎,當仁不讓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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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念在當今的政客中十分罕有,這二十年來,西方民選政客流行誇誇其談,形象討好的一種風格,最典型的莫過於特朗普的前任奧巴馬,但奧巴馬這種政客關注的,到底是留下一個甚麼美國,還是留下一個甚麼個人名聲?答案顯而易見。戴卓爾夫人卸任之際,一度當場揮淚,但是她說,欣慰的是她離開時英國的狀況,比她剛接手的時候好得多,這才是政治家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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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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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桃花源- 奧斯卡也吹革命風 -陶傑

奧斯卡也吹革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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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近年的最佳電影的產生,不是就戲論戲的結果,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刺痛美國左傾的演藝界神經,本屆奧斯卡最佳電影之誕生,不能撇除如此背景。

就戲論戲,已經十分Out,拍電影到底有何藝術表達,或精神境界,已經無關宏旨,甚麼《沙漠梟雄》、《飛越瘋人院》、《月黑高飛》之類的電影已經不是主流,與今天的審美趣味距離甚遠,在社交網絡的時代,個人當下的感受至高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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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奧斯卡最佳電影,通常伴隨商業成功,大電影上畫,曾經是大城市的娛樂盛事。但今天網絡選擇繁多,電影的地位大大降低,商業片和文藝片的隔閡愈來愈深,去年奧斯卡主持黑人笑星在街上採訪觀眾,十之八九都沒有聽說過奧斯卡的候選作品,雖然是自嘲,但是說奧斯卡漸漸疏遠市場和觀眾,在象牙塔裏孤芳自賞,也並非誇張。

但是奧斯卡的虛偽愈來愈明目張膽,去年的奧斯卡頒獎禮,由於沒有一個黑人演員或導演獲提名,一度引起杯葛之議,主持當晚大搞種族笑話,並將三個亞裔小孩擺上枱,嘲諷亞裔只識計數,聘請童工,如果主持敢在台上講一個黑人,或同性戀、殘疾人、穆斯林的笑話,將是轟動全美的大新聞。但是,開玩笑離不開諷刺、犯禁,甚至挑釁,笑匠應該有敢於開任何人玩笑的創作空間,但在政治正確的大氣候之下,只剩下亞裔成為軟柿子,可以亂揑而不必承擔後果。

拍電影跟政治糾纏到一起,損失最大的當然是創作自由和言論自由。中國電影界四十年代開始左傾,電影要為政治宣傳服務:關懷勞苦大眾,鼓吹階級鬥爭,如果不符合「主旋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後果絕不僅是輿論批評這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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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趨勢,今天在美國荷里活也有,只不過主題不是為工農兵服務,而是要為「弱勢族群」發聲,如果反其道而行,也很有可能被安上「大白人主義」的罪名,譬如米路吉遜的《鋼鋸嶺》、奇連伊士活的《美國狙擊手》,或者將編劇導演一概以「白種老男人」而論,就像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傳媒也將特朗普的支持者一律標籤為「可悲」的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白種中年男人一樣。只不過美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極權的蹂躪,還有一半人口支持特朗普,電影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機率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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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奧斯卡經常遭到批評,指由一班「白種老男人」把持,「脫離群眾」,有份投票的美國電影學院會員,當然也不甘心被安上這種惡名,當然要向廣大弱勢族群和時代青年,交出自己的一片紅心,再談甚麼電影意境、美國精神,接近於緬懷萬惡的舊社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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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桃花源2017年03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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