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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種族風暴 -陶傑

種族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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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強拉乘客落機事件,因為網絡手機全球化,釀成應該是人類商業史上最大的公關災難。

災難在於經濟效益:本來機長願意賠償一千元美金換取四名乘客因超售機票而下機,並聲稱經過電腦抽選。因為其中一名有輕度躁狂記錄的美籍越南華裔醫生不答允,機長召來警察強行拖走。聯航股價因此於第二天急挫兩億半美元,接近港幣二十億元。若當初機長出十倍錢賠償,即使延遲一日,相信三分二乘客爭着「配合」。

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金錢人性規律。機長沒有想到因小失大,因為他沒有預計到這位「美國越南華裔」醫生乘客會視之為種族歧視。

事後航空公司的內部信件,支持機長行為,交代當時始末。

我不相信在二○一七年的今日,聯合航空公司的機長會在機艙人員的協助之下,當着一百多名乘客面前,光天化日不經公司規定超賣機票篩選乘客下機的程序,憑膚色辨認,將一名黃皮膚的乘客趕下機。

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即使機長是三K黨的秘密會員。今日的美國「政治正確」的教條,將每一個人鎖得死死,哪裡會有人敢做這等事?因此召來警察上機必有前因,我相信經過電腦篩選——其實很容易,只要找出機票最廉價的幾個賠錢請下機就行——只要一切按所謂「程序」,沒有人要負責。

這就是現代社會「程序」迷信,變成官僚機械的一例。香港特區二十年來沒有了英國人的管治,不明白英文有一個字叫做Discretion——各層華裔官員腦袋沒有意志,一切憑「程序」和「守則」辦事,變成機械人,這是「港人治港」必然失敗的原因。

話扯遠了。聯航事件有多個角度的看點。首先假設真的是「種族歧視」,要問一句,為何美國的種族歧視,專門找亞洲人下手?根據調查,在美國的所有「弱勢族群」,最惹不得依次為:同性戀人士、黑人、婦女、穆斯林信徒。也就是說,以上這四類人士,你不要跟他胡扯,隨時會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訴訟或恐怖襲擊的報復。

獨是所謂亞裔,當然包括大部分是所謂的中國人,最為「愛好和平」,與世無爭,但不在「最不能惹」的弱勢族群名單之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亞裔華人早已與白人融合為一,像白人一樣沒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都是主流。第二,就是華人遇欺凌即忍氣吞聲,不敢爭取公義。而兩者之間,第一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亞裔最難融合主流社會。黑人因有奴隸史和林肯馬丁路德的解放,對政治權益最敢發言。黑人也有加勒比海的音樂,肢體語言活潑,比較勇於表達。拉丁裔墨西哥人也來自熱情奔放、音樂感豐富的文化。凡此種種,令一個民族「敢於表達」(Expressive)。幾十年來,黑人和拉丁裔參與美國主流政治,還做過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而所謂華人,最高只有駱家輝做過加州州長,或貝聿銘和馬友友,與世無爭,在藝術圈發展獨行的事業。

亞洲人包括華裔,因受儒家文化影響,不擅辭令,沉默而木訥,加上亞裔語文與英文的距離大,沒有幾個亞洲移民能學會第一流的靈巧幽默的英文,與美國人周旋。若有對亞裔的歧視也是多年沉積的偏見:亞洲人說話結結巴巴,在大學課堂不太勇於舉手,小組討論靜靜坐在一角,食物必唐人街雲吞麵和餃子。提起李小龍則眉飛色舞,說到爵士樂和兵哥羅士比、皮禮士利等,美國的亞裔人則一臉茫然。以上當然有「一概而論」(Generalization)之弊,但卻是經過統計和民意調查。

所以美國華人亞裔再成功,只是數理化精英,最終在美國的企業做一名技術人員,爬不上主管和董事局。因為融入主流,不是靠你MIT或柏克萊有幾多個第一,而是做人處世,除了與美國人上班共事,下班的交際更為重要。

華人在美國生活,多下了班就回家帶孩子,自己烹飪。美國人喜歡在附近的酒吧叫一杯Gin Tonic。此時不要議論工作的事,可以講球賽、爵士樂、電影和戲劇。如果交情深,知道對方底細,可以扯上一點政治,一齊罵Donald Trump。與美國主流社會交際,一樣有許多禁忌。即使心中大家同意,「政治正確」早就形成自我審查,許多問題不宜宣之於口。例如身為亞洲人,面對一個白人,不要動不動就抨擊穆斯林。但與一個黑人或拉丁裔做朋友,則可以快一點單刀直入,為什麼?因為白人是主流,黑人和拉丁裔多少都是客。客和客之間可以坦率,正如在賭場坐在廿一點桌上,閒家之間的交流,總比閒家對莊家更親切。

在西方社會生活要懂得社會文化心理學,英文也要說得好。不論住在英國、美國還是加拿大或瑞典,須注意當地人關心的一切:環保、體育、政治或流行的話題。華人的問題是無論在海外哪裡,與人交談,話題總離不開「中國」及其有關事物。講得最多的是向洋人介紹中國飲食烹調,西方人礙於禮儀,不得不表示欣賞,如果一名「鬼佬」說他去過中國,並且在廣東省嘗過鳳爪,沒有中國人會覺得他是客氣,一定個個真心相信這個洋人熱愛中國文化,舉座哈哈大笑,極為欣喜,覺得有民族面子。這種場面,我不知見過多少,只有低呷一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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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有一種最大的陋習,是一桌子有一名洋人時,永遠以自己的母語交談,明將這位「外國」朋友排斥在外。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有錢的、有大學學位的、有地位的華人不知何故,飯局喜歡邀約一兩名洋人,但又不會轉台講人人聽得懂的英語。設身處地想想,你是少數,在一桌子聽不懂語言的陌生人之間要度過一個半小時,如此浪費生命,你會不會憤怒?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世界大亂,原因複雜,層次豐富,又豈可黑白對立、小腦條件反射地即刻點擊指責一通?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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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港大醫學 -陶傑

港大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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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過二十年的政治侵蝕不斷內耗,英治繁榮時代留下的基石:廉政公署、法治精神已經正在磨損。剩下另一根支柱是什麼?有人會說是派彩公道無欺的馬會,我卻認為是香港的醫院制度。

香港的醫療幾乎冠蓋亞洲,成為今日中國大陸暴富人士越境付天價也要享受的一項消費。香港醫療專業的成功,眾所周知,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沒有恰當的英文中譯,因為包含的道德層次太多:公正、誠實、專業,有「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是說光明磊落,一切對得住良心。

香港的優良醫療質素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這個殖民地時代創締的文明搖籃。提起香港大學醫學院,一般只會想到孫中山。其實百年人才培訓川流不息,孫中山棄醫從政,據記錄他在香港醫學院的成績名列第一,但從政的判斷,至少中國不適宜一步登天、實現美國和法國式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比較好,日後不慎聯俄容共,種下禍根。這一點顯示如果孫中山畢生從事醫療,可能成就和貢獻反而高一點。

這樣講當然懷有個人經歷的偏見。我童年第一個看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在東亞銀行二樓,是西醫李崧。李崧當年與另一名女醫生黃卓生共用一家醫務所。李崧卻有如孫中山一樣,一腔愛國熱情,親共產黨,早年感染了西方自由主義濟貧扶幼的博愛思想,本來是好事,如果李崧醫生不將英國的人文自由精神,誤滲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的話。

話雖如此,李崧醫生是一位聲如洪鐘的慈父性君子,白色制服熨得筆直,對小孩慈祥,不論探熱打針都帶着一絲笑意,有時還會說笑話。我記得李崧喜歡說的一句英文,強行譯為粵語:「俾啲火灰冚啲貓屎」。那一天聽見他跟護士方姑娘英文和粵語音譯之諧趣,說罷哈哈大笑。其英文原文是什麼,無從稽考。但每次小孩成長,感冒發燒,李崧和黃卓生輪流看護,總給人巨大的安全感。

長大後因在外國讀書,暫與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高手無緣。直至回來香港後第一年遇上車禍,嚴重內出血,橫膈膜穿孔,左面的肺上移了半吋。這是皇妃戴安娜一類的內傷,如果失救,就此跨過陰陽界。當夜被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內外全科當值醫生黎鏡堯為我做了十小時手術,縫補橫膈膜,然後發現左腿骨折斷,又由沈允堯醫生率領的另一組骨科醫生補上。

睜開眼睛已經在深切治療部。黎鏡堯時時來察看,說話不多,但一張臉孔冷靜而自信,在模糊之間,覺得將一條生命交在此君手上,有如登上一艘瑪麗皇后號的郵輪,乘風破浪,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骨科主診醫生沈允堯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沈允堯有伊利沙伯頭號靚仔醫生之稱,時時面帶笑容,講解醫療也是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此時我發現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承襲了邏輯思維訓練,與病人溝通非常嚴謹,也很親切。醫生不輕易說Yes或No,只說他了解的事實,以及他對病情發展的種種可能預測。這樣不會令病人產生虛假的期望,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我車禍後又患了鼻竇炎,這一次看耳鼻喉科馮啟賓醫生。馮醫生是我半個小學校友,他小學畢業於真光,後來移民加拿大。我問馮醫生有沒有照到鼻咽癌,他說:「我看不見有鼻咽癌的跡象。」我打趣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他還是笑一笑:「我沒看到任何跡象。」有如法庭律師和法官的對答,令我對香港西醫更增加了信心。

至於平時的所謂GP,即家庭醫生,照顧我的是在銅鑼灣恒隆中心行醫三十年的何歷耕。何醫生早年是名震國際的大國手Stephen Cheung的高徒。這位張醫生我未曾見面,卻從早一輩的香港上海名流中,知道他曾飛赴台灣為蔣中正總統治病。何先生也沉默寡言,冷靜非常,他為我的姨婆主治紅斑狼瘡,因此相交三代。何醫生也是港大出身,英國深造,守住恒隆中心那個作戰室直到近年退休。

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我親身經歷,感受到文明、理性、專業,加上人道和愛心,正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香港的政府醫院,架構參照一百七十年前南丁格爾的設計,各部門手術、急診、護理、藥物,是一套複雜的流水系統,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除了制度完善,還要頭腦縝密、品格良好的醫護人員來執行。如果醫生一面開刀,一面嫌收入低,眼看四周的貪官和暴富,心理不平衡,令一整家醫院都以濫開藥物、抽取佣金為「副業」,這樣的醫療制度如同地獄,又怎能怪人人爭相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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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個紫砂茶壺,茶漬一層層的由中港自己來剝刮,剩下的價值所餘無幾。法律學院被視為「法治尚未回歸」而須整治的政治眼中釘,但願醫學院千秋萬世無恙,因為最終須由中國的土豪明白,不論瑪麗醫院還是養和,一支不收紅包的英式醫療團隊,如果受到紅色感染,他們以後事事飛去美國醫治,增加成本,終有一天,美國或會排華,關上大門。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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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果然雞年 -陶傑

果然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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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入雞年,特首「選」戰,前英治時代殖民地華人女高官余黎青萍稱頌女特首候選人林鄭「雞」有五德。香港果然出現第一位女特首。

當「選」第二天,阿哥梁振英即刻為妹妹送見面禮:高調檢控「佔中三子」和其他一干學者大律師,控以「紛擾社會罪」,最高可判入獄七年。

上午會見林鄭,面授機宜,下午即行動手,這一記桌球上的snooker設計得很妙,由肥彭叫廉署告胡仙那裡學來。梁愛詩上台即放人,林鄭不會也不敢,果然林鄭即刻表示對檢控「佔中」領導人和站台司儀等,表示同意。

評論一個時代之功過,最主要是看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中國由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即受毛澤東個人性格決定。

譬如輸出「世界革命」,導致一九六五年印尼政變,清除中國在印尼暗布的共黨分子,連帶制裁了包括華人和印尼左翼在內共五十萬人。然後是赤柬上台再清洗二百萬人口。至於韓戰派出志願軍,實施人海戰術,展示中國人的人命價值之外,一九六七年更由中國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開攻擊西方文明國家駐外使節機構之先河。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高梅尼教主上台,即刻模仿,派暴徒攻入美國使館,拘押美國外交人員,導致「花生總統」的「沙漠風暴」未出師即夭折。性格柔弱的沙特與強悍的伊朗教主對陣,敗下陣來,一任即下台。

香港的「梁特五年」奠下了「鬥爭」的梁振英思想基礎。雞年出現的女特首只得嫁雞隨雞,「英」規「娥」隨。梁振英是很有主見的人物,幾十年崇拜毛澤東,運用毛式鬥爭哲學技巧,並以權力付諸實踐,為香港有史以來唯一一人,難怪連老左陣營梁特也不放在眼內。梁特一手制定未來的「治港方向」,階級鬥爭為綱,並無其他,就是「反港獨」。此一agenda可以影響大陸的習班子,經梁特在「施政報告」點名的「反獨主題」,三年之後中國總理、中國政協主席及人大委員長的「工作報告」,好像大合唱一樣,即跟隨梁振英指揮棒並調。一名香港人可以dictate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基調,然後成為政協副主席,不但威水過韋小寶,更如前英治時代華人高官藍鴻震的讚賞,是「香港仔」的光榮。

擺在林鄭面前有兩條路:提拔她的「曾蔭權」也是「香港仔」,遭到梁振英「釘獄」。另一名異類的「香港仔」則官升政協副主席。跟梁振英走,一念天堂;若仿效當日提拔她的曾蔭權,則無論如何「打得」,只能「一帶一路」步往赤柱監獄。如果你是一名「港女」,得到忠梁與老董加持做了特首會如何選擇,豈非一目了然?

林鄭五年(如果有五年的話),確實不需要政綱,因為香港無「施政」可言。肖建華事件佐證了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子女五十多人,坐擁一萬億,香港的股市樓市雙雙水浸,這豈不是林鄭的師祖董建華上台時聲稱深惡痛絕的「三高」局面?

不說樓市,二○一六年三季度,大陸民間或官方客戶來香港購買保險,共貢獻近五百億元香港保單,其中尤以美金為主。香港的豪宅地產數額有限,美資的保險卻單額無限,投資美國基金以保險渠道是另一條走資的「捷徑」。「印花稅」辣招已經提高到一成半,又豈能阻擋中國資本外流?

香港樓市、股市、保險三線齊漲。當紐約樓市向大陸吸金超過一百億美元,在大陸門口的香港梁特加林鄭再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加三頭六臂,又哪來的能力「對抗」中資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加上中資兩字,誰膽敢「打壓」,即如限奶令一樣,就是反中對抗中央了。梁特林鄭面對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結構」,既然無政可施,為求表現,向中國主人證實靠得住,除了炮製一個「港獨」幻影,再打以盲拳,又有何其他「政績」空間可以表演?

因此,梁特已經向阿妹示範的「梁振英」路線,不管林鄭喜歡不喜歡,都非追隨不可。鬍鬚曾之落敗,又證明「八三一框架」無可撼動,政制無可「改革」,剩下來的,如果林鄭妹妹有膽,就是廿三條立法了。在這方面,梁特也向阿妹下了死命令:下任特首不立法廿三條者,得不到中央信任。

林鄭一上台,面對此一絕局,五年梁特布局精妙,林鄭變成女性的「格列佛遊記」,在微笑的迷夢中醒來,發現全身已被繩子和木樁綁套得很牢固,動彈不得。一看發現四周是一批小矮人,格列佛才知道來了「小人國」。這批小人到底是誰?是梁粉還是一干親中選委?還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皆不重要。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的諷世小說,看盡人性,如中國的「鏡花緣」,真三百年來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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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雞年真的來了。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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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考試篇 -陶傑

考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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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總統特朗普就職近三月,簽署多項法令,在國內掀起的情緒和氣氛變動翻天覆地,但國際外交則未見太大動靜。

或因為一介美國地產酒店商人,以美國國民經濟貿易利益為主打上位,管理世界,豈止是有如一個火車司機,突然要改開噴射機?入主白宮與統治一個企業王國,畢竟是不同層面之事。

加上其人個性驕橫,若真像競選時期視顧問專家之意見為糞土,那麼展開國際外交,靠其一人的有限知識,也以為收復世界好似當日征服共和黨民主黨的選舉人票一樣簡單,則是大錯。

狂人入主白宮,或美國經濟是他一生熟悉的強項,但世界管理卻絕非經驗知識所長,尤其對美國人最陌生的遠東;遠東之中,尤其東北亞。狂人一就位,面對北韓金正恩頻試核彈導彈,日本叫急,南韓告危,加上朴槿惠剛好捲入政治醜聞下台,左膠領袖文在寅隨時上台,聲稱會廢除薩德導彈,東北亞局勢形成對特朗普身為美國總統肩負人類安危的歷史責任的第一張試卷。

以美國人的牛仔性格,第一反應自然是磨拳擦掌,企圖替天行道。畢竟「肥仔」已經在試射核彈,出兵攻打北韓,賬面上比當年布殊聲稱侯賽因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出兵,有強十倍的道德理由。攻打北韓,閃電決勝也絕不是難事。問題只有兩個:一,攻打北韓對誰最有利,對誰次有利?二,征服北韓之後,局面如何規劃?

或許美國人先溫習一下歷史:今日朝鮮半島之分裂,造成的原因與美國無關,是俄國和中國。史太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破壞戰後的和平協議,越過三八線侵略南韓,美軍和聯合國義助,打了三年,協議停火。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日普京含笑退居二線,眼看肥仔試射核彈,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局局勢惡化。但肥仔其實並不仇恨美國,他想得到美國的承認,只要布殊時代邀請去一趟白宮,吃一頓牛排,即可收復「人心」。只是美國對亞洲的獨裁者懷有鄙視之心,致使對方因崇戀而生仇恨。金正日喜歡看美國電影,小肥金也喜歡西方飲食,此兩父子在骨子裡並不痛恨美國文化,他們只是仇視一江之隔、曾「抗美援朝」的中國而已。

在歷史上,西方沒有佔領過朝鮮,日本和中國才相繼侵佔過朝鮮。長白山一帶的高句麗,南北韓不分政治立場,都一致認為自古以來是朝鮮民族的領土。朝鮮人被迫向中國人俯首稱臣,領土被侵略,早在日本殖民之先。美國與朝鮮族人無怨無仇,只因韓戰被迫扯進來,打了幾年仗。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是韓裔民族自己的事,美國的義務只是防衞西方文明在遠東的堡壘日本之安危,而不應包括南韓之內的朝鮮半島。

大韓民族情緒不定,立場飄忽,缺乏遠大的戰略目光。南韓人擁有民主,卻也擁有天真的民意,選出頭號左膠金大中,以為「陽光政策」可以軟化北方的基因和意志。如果「陽光政策」有用,還會淪落到今日?不懂得此一基本邏輯問題,還要蠢蠢欲動,選出一個復辟「陽光政策」的文在寅,實愚不可及。對於這樣的民意,加上歷來南韓大學生和左翼極度反美,美國為何要為保障南韓而犧牲本國的士兵性命和軍事成本?

東北亞確實需要布防核彈,不過是日本,而不是南韓。薩德之布置雖然也徵用韓國土地,但美國必須向韓國指出:薩德的第一作用只是保護日本和美國西岸,多於保障南韓。既然東北亞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除非南韓人明白:下任總統是何人,必須根據白宮的意志產生,不可以是文在寅,至少不可以由反朴槿惠的左翼知識精英搞動的「民意」來決定。

理由很簡單:戰爭必須戒嚴,國民要放棄一些基本的權利。既然半島已在準戰爭狀態,則南韓必須服從盟主。如有不肯,美國應袖手旁觀,除非北韓犯美日,否則絕不強行出頭攻打北韓。

北韓若南侵,戰局由南北韓自行解決。一百年來,西方曾坐視波蘭捷克被納粹侵略,後又坐視東歐半壁江山歸入蘇聯統治,我很奇怪為何美國要捨命保護半截朝鮮半島?韓國人與西方不同文不同種,經其二十年「民主」證明,連基本政治信仰也不同。甚至可以說,讓金正恩統一朝鮮半島江山,但同時讓日本正式修憲擴軍建核,對美國和西方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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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有利的一切,該是對世界和平有利。狂人入主白宮,美國民意選擇了正確的一步,你看連土耳其總統也逐漸陷入瘋狂狀態,四周喪屍當前,難道用一個文人對着四周的喪屍吟詩?當然要一個阿諾舒華辛力加之類的未來戰士,全副武裝。但有勇也要有謀,Think outside the box,此其時也。狂人總統最大的弱點是經商出身,容易被一些國家用金錢和欺詐之術收買。這一點則須恨特朗普入骨的美國傳媒有效日夜監察,以便制衡。世事之諷刺,莫過於此。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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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台灣東岸 -陶傑

台灣東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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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滿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全力翻桌子,發出反韓令。以前的統戰笑容換成今日風橫雨狂的打擊報復。

面對此一正常的異象,台灣和日本應該慶幸:台灣若在馬英九時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經濟被中國深度介入。馬英九國民黨有下台的一天,中方也有翻桌子變臉的一日,那時豈不是全島癱瘓?而日本則只限於旅遊。中國對韓國翻臉,但中國人卻仍要瘋狂購物,只記得什麼薩德反導系統,中國人就不記得尖閣列島亦即釣魚島。

人人都知道台灣的東岸面對太平洋,與工業化的西岸不同。由宜蘭南下至台東,花蓮縣居其中,一片綠油油的農田,佐以中央山脈的山光水色,這段海岸線早年有日本經營,而且發現了天然溫泉,農業的基礎擺在那裡,田園生活的悠閒意境甚高。

這一切四十年前不值錢,今日卻奇貨可居,因為全球污染和氣候變化,尤其一海之隔的大陸,水和土地與高科技的另一端,成為最寶貴的資源。

但是很奇怪,香港的超級市場有紐西蘭的奇異果,以色列的車厘子,美國的櫻桃,卻看不見台灣的農產品。三十年前台灣的西瓜和芒果,還有茶葉和稻米,一向充斥市場,今日卻銷聲匿跡。發生了什麼問題?去台灣東岸一遊與當地的農民談話,住幾天民宿,就知道一點真相。

首先是台灣的農地,東一塊,西一片,不像美國加拿大的大片面積,不論種小麥還是穀類,都可以一人用拖拉機收割。台灣的農地不同,小塊零碎,無法機械化,只能倚賴手耕勞作,例如背脊朝天的插秧和汗滴禾下土的收割與打穀。

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手機的一代毫無吸引力,因此台灣即使有良好的天然土地,也沒有年輕人投身務農。反而香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喜歡在天台的一角自行種植,在新界搞什麼有機農場。香港沒有耕地,卻受到大陸輸入食物污染之苦,香港年輕人嚮往農耕田園生活愈來愈多,台灣政府為何不向這些人招手?多半因為民進黨封閉自守的獨立意識,此其一錯。

台灣全島山脈佔了七成,土地都在兩邊海岸,西部早就工業開發,東岸的土地因為無法現代化形成農民人口老化。台東花蓮一帶的鄉鎮沒有年輕人,因為全部湧往城市。但今日以紐西蘭的奇異果和以色列的車厘子,農耕不是一門財源滾滾的事業嗎?西方各國都有年輕人做農夫,台灣沒有,因為自從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做總統之後,歷任台灣總統沒有一個懂得農業。

蔣經國時代則一手重用孫運璿領導工業科技,另一方面則重用李登輝發展農業,他自己則全島跑遍,視察稻田,親嘗西瓜,與農民打成一片。今日的台灣政治則互相辱罵,議會和地方的利益增加卡位,沒有人將心思放在農業,令農業無法提升技術,惡性循環,農民老死一個,耕地廢置一幅,導致棄耕面積擴大,農產品收穫減少,以致台灣本來農產品的自足,七十年代高於日本多達七成,今日只有三分一,大量農作物還要靠入口,這不是丟臉的怪事?

二十年來台灣的衰退,「四小龍」奇跡不再,是因為工農這兩個引擎相繼down機。耕地面積少了,無知的農民惟有靠農藥和其他不正常方式催谷產量,又導致本來純潔天然的台灣農產品污染。台灣這個地方根本不必出現地溝油,現在卻與大陸看齊,證明當家自主確實有點不爭氣。

或許在世界孤立日久,台灣政府喪失了定位意識。旅遊業和農業相連,本來也潛質無限,但民宿酒店基建簡陋,閩南人缺乏生活品味。無論火車站和旅館餐廳,與日本相比,其管理的細緻和體貼總是低三級。本來大量名勝天然風景不善經營,變成暴殄天物。台灣官員沒有到澳洲和加拿大訪問參觀過嗎?看看人家如何經營農業和旅遊。

這個地方本來得天獨厚,大量生機,但愈來愈倚賴對岸,不要怪中國的統戰無孔不入,自己缺乏管治的意志和見識才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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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體化,台灣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全球化有好處,如果善於經營,可以將農產品變成今日香港超市貨架上與以色列車厘子齊名的貴價貨。台灣與以色列軍事交流頻密,為何農業和科技卻毫無借鑑?人家戰火連天,地處中東,毗連沙漠,科技和農業卻可以稱雄全球,台灣又做過些什麼?物先腐而後重生,所有堅強的堡壘都由內部自行攻破,今日去一次台灣,應明白此一道理。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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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說劉夢熊 -陶傑

說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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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出獄,全城哄動,隨即到商業電台接受專訪,全球華人翹首以待,希望他「爆料」,像胡國興一樣,全力阻止梁振英的繼承人上台。

劉夢熊是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的一名傳奇人物。此君一九七三年從內地游水來香港,之前多次偷渡不成,曾遭共幹五花大綁公審。這樣的人,性格含鐵量極高,在香港即使遭冤獄,一年半載只當做上嶗山休養。相反,政府精英系統上位的曾蔭權則身嬌肉貴,亦遭此厄禍,精神心理上頂不頂得住,令人擔心。

劉某熟讀中共歷史,對大陸中共人脈和毛澤東周恩來等性格瞭如指掌,事件日期數字如數家珍,記憶力驚人,為全香港中環精英加什麼親中愛國建制派無一人及其百分之一者。二十年前,我一早批死所謂「港人治港」,不論中共干預與否,都必然失敗收場,原因很簡單:香港人懂金融經濟、懂工商管理、懂法律醫科、懂土木工程和樓宇測量,但英國人聰明,將幾十年殖民地教育的歷史科暗中貶抑,令香港人對中國史和世界史生憎厭之感。懂得歷史才懂得政治,尤其知道中國歷史之險惡,才知道中國人政治之污穢、骯髒和邪惡。劉夢熊應是芸芸庸人之中比高拔尖的出類拔萃之人。

但劉翁既識中共歷史,很奇怪卻一步步不自覺踏入中國政治的陷阱,這一點在他繫獄之後一年,我時有思考,到底是為什麼?

劉夢熊先生在唐梁之爭時,目光遠大,在關鍵時刻看出唐唐其人不足以登特首位,兩人之間他認為梁振英更有潛質,又或許其時另有內線情報,劉翁是第一個在唐唐家門外派傳單,喝退唐迷、呼籲香港一班傻呼呼的「選委」跳船的一人,可謂穆罕默德一樣的先知。

政治不講道德,有時要講投機,即使是投機,這一注押得好,因為唐唐即使上了位,其人賈寶玉般的貴族出身,派位酬庸,中環精英名單一大串,自輪不到偷渡來港的劉夢熊。但如果扒逆水買冷門,一注獨中,勢孤力單的梁振英跑出,獨中這條彩票收的多寶獎金,足可成為香港政治首富。

這一點眼光和膽識,加上張飛喝敵長阪坡的剛烈,確實令「尖啤」變成香港二十年來風雲人物之最。但熟讀歷史要懂得應用,因為歷史表達人性,人性則三千年循環再現不變。劉夢熊是彭德懷和賀龍一樣的性格,秉性率直,為人相當有義氣,他以為像賀龍彭德懷一樣,兩把菜刀和一桿槍,赤手空拳如李逵般保宋江,將梁振英保上位,梁某不會不知恩圖報,大半生沒朋友,埋班組政無人可用,他劉某至少也應該有個豹子頭林沖的職位,即使不是智多星吳用的話。

此一臆測自有道理,但中國政治卻不以常理推論。劉夢熊當初有此霸氣,是因為香港人人覺得他與「中央」之間有一條特線。二○一二年兩會期間,劉翁與習近平握手,石破天驚,將香港一干愛國愛港人士看得目瞪口呆,回來之後大力挺梁,人人覺得他代表「中央」宣旨。

問題的諷刺在這裡:劉夢熊完全可以成為二三十年代的鮑羅廷和米夫,由史太林莫斯科指派,做一名使者來到中國,將中共這個第三國際遠東分部組搭人事,成為莫斯科的一家分店。鮑羅廷當年承列寧之命,指點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人事任命全部由鮑羅廷指揮。其後的米夫,也代表史太林指派周恩來布置留學莫斯科的一批黃皮膚的「布爾什維克」,企圖操控史太林看中的王明博古等,指揮剛成立的中共。

如果梁振英是王明或博古,則劉夢熊完全可以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但梁振英不是王明而是毛澤東。或更正確說:無毛澤東之文韜武略,卻有毛之冷酷狹隘。毛澤東對史太林表面臣服,但陽奉陰違,而且不甘心做史太林的一隻棋子。王明如果是莫斯科通直線的人,毛澤東豈會容納其在枕邊酣睡?在延安的時候,王明乘飛機歸來,毛澤東一眾迎接,熱烈擁抱,聲稱「喜從天降」。沒多久,即將其架空,後來予以毒殺。

劉夢熊即使有李逵的赤膽、王明的實力,也要極力提防他扶助的那個人是不是香港特區版之小毛澤東。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毛澤東欺上瞞下,最終不得不令史太林由三心兩意的觀望和支持,到全力挺撐上位。撇開對梁振英的政治觀感,純以理性而論,梁振英確是二十年來一般香港人無法做到的「政治家」,其人目空一切,蔑視中環精英,連香港的一干傳統愛國人士如曾鈺成等也不放在眼內,確實有他的道理。

梁振英上位後,若劉夢熊的生存自然有危機,但不要緊,如果他真是鮑羅廷和米夫,幕後的莫斯科又支撐有力,亦立不敗之地。但可惜後來鮑羅廷回國,也遭到史太林政治清洗。莫斯科的所謂後台,又另有目的和全局盤算,而且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入侵的威脅,根本顧不上那麼多邊緣人物。而劉夢熊則孤伶伶變成彭德懷,一個人橫刀立馬,固然威風八面,但與莫斯科斷絕聯繫,面對一個老毛,十個彭德懷也不夠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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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細節恩怨,則不必另表。特區二十年,劉夢熊和曾蔭權相繼成為中國人政治的犧牲品,惟劉打不死。讀歷史非常有用,讀而知所應用,趨吉避熊凶。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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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驗血點滴 -陶傑

驗血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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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十九世紀的西方是發明創新和繁榮建設的世紀,因為工業革命的成果和民主人權思想的發揚,則二十世紀是破壞和浩劫的世紀,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列寧共產主義病毒的傳播。

二十一世紀正步向中葉,千禧年揭開序幕時,未來一百年,人類充滿樂觀。現在看清楚了,雖然有網絡高科技的迅速發展,本應是繼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活幸福的另一飛躍,但二十一世紀的脈絡逐漸清晰,是人類文明沉淪和倒退的世紀。

先以最熟悉的香港為例:英國殖民地時代建立的良好政府、廉政、警隊、法治,在中國文化的侵蝕之下,一一鬆弛而出現崩潰之象。正如彭定康說,他不擔心九七後中國極權之手主動伸過來,他只擔心香港一些敗類主動獻出其自治的尊嚴和權益。彭定康雖然在港五年,不懂中文,但對中國人民族性之了解,比起一百年結結巴巴學外語的洋人中國通更為透徹。香港警隊的專業品格和香港法治精神,正由香港的中國人發揮其三千年遺傳的某些基因,開始主動葬送。

中國則進一步走向倒退,也是全國公認的事實。三十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印度詩人泰戈爾、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曾一一來華訪問,在北京與知識分子和大學生交流。今日的大陸全面鎖國,牛津劍橋的歷史學家、荷李活大導演史匹堡之類,你可以想像能來中國在北大或復旦與大學生自由交流、與中國作家和同行自由歡談會面否?

英國則缺乏邱吉爾和戴卓爾夫人一類的政治家,亦眾所公認的事。美國則選出知識分子詛咒不已的狂人總統,美國總統競選的辯論,英語水準沉淪,希拉莉和特朗普都是東岸精英大學的畢業生,面對民眾演說時,不但缺乏文采,而且用詞簡單粗糙。

當然知識分子不應賣弄詞彙,但比起林肯的蓋提斯堡演說,對象一樣是平民:For The People ,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如此人類千年的精句,不也在一個總統電光火石的靈感、與能欣賞其中精粹的高水準平民之間產生?

二十一世紀的美國是精英和平民一齊沉淪的時代。奧斯卡金像獎由總部在英國的羅兵咸會計師督導程序。羅兵咸是全球四大會計師行之一,為奧斯卡點算服務長達八十三年。二○一六年度營業額三百六十億美元,利潤較前一年增長百分之七。歐美影視事業是羅兵咸的全球大客之一,佔生意額百分之四點二。

羅兵咸英文名Pricewaterhouse,是香港精英家長,送子女去英美崇洋留學、讀會計和工商管理畢業夢寐以求,能在畢業後打第一份工的西方白人天堂般的企業。羅兵咸並非中國大陸的會計機構,專業品格高尚,絕不造假賬,不像中國人一樣桌底收錢,可以更改數字。本年奧斯卡金像獎,羅兵咸就陰溝裡翻船,其會計師遞錯信封,讓台上的菲丹娜蕙叫錯了名。事後發現信封的設計今年出現改動:從前是金黃色的紙張,印以漆黑的字體,視覺對比鮮明,可以令台上七老八十的老演員看得清字體。但今年不知道哪個設計師要表演技術創新,將字體由黑色改為棕色,台上大鎂光燈下,滿台眼花,信封拿錯,形成全球直播大災難。

狂人總統在白宮當然笑不攏嘴,但即使沒有此一翻船,奧斯卡的美國收視率也下跌到八年新低的三千二百萬,比起「鐵達尼號」那一年超過五千萬只有六成。電影精英已經轉投改拍電視劇,奧斯卡電影頒獎逐漸過時,應該改為奧斯卡最佳電視劇頒獎禮。

二十一世紀新科技的人類沒有長情的專注力,沒有興趣看長篇小說之餘,也不想在指定的時間固定在一間戲院看完一齣電影。當DVD發明之後,能令家庭觀眾自選時段、不必去戲院;網絡手機則取代DVD,除了能令消費者自選時間,也可以自選地點,不必像看影碟一樣困在家中的客廳,連睡房也不必,可以用手機在地鐵上和辦公室看完一齣電影。

但一齣電影固定九十分鐘,起承轉合結構分明,在網上看受制於戲院時代訂立的時空結構。因此十年來出色導演和工作人員都轉拍電視劇:例如「唐頓莊園」、「紙牌屋」、「福爾摩斯」等。正如新聞逐漸向網絡發展,如果香港還在舉辦一個什麼最佳報業評議獎,幾多人會有興趣?

電影精英向電視發展,電影就一年比一年不好看,荷李活也不例外。「鐵達尼號」應該是西方電影落日餘暉,可比「亂世佳人」的燦爛告別之作,不妨閉目回想,在「鐵達尼號」之後,還有哪一年曾有此最佳電影之盛?電視劇取代電影的結果,是電影男明星偶像年齡老化,荷李活電影今日仍靠畢彼特等幾個中年演員撐着,華語片的劉德華郭富城之類亦均年過半百。加上荷李活編導政治正確,電影都為了黑人、變性人、同性戀者、女權主義者的「權益」而拍,主題為政治服務,為文造情。另一方面,億萬金元的科幻打鬥大片,則為中國市場的低智觀眾而拍,照顧第三世界口腔期的人口淪為千篇一律特技和3D的視覺潦草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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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荷李活的災難實屬天意,二十一世紀將會是什麼樣子,針滴驗血,可以知全身隱疾了。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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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鍾馗打鬼? -陶傑

鍾馗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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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起訴「佔中毆打暴徒」的愛國七警,將刑責裁決大腳傳中,由英國白人法官杜大衞將所謂愛國七警通通判刑兩年。

根據「普通法」,裁決不受政治因素左右,杜大衞也對自所謂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以來,滿肚子民族冤屈的中國人並無感情,加上援引前多宗警察毆打平民的案例將七警判處入獄,激起中國人情緒反彈,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一名中國學者顧敏康即刻指出:「港英」培育了大量港式法官留在香港,搞亂特區社會和諧。

中國人不能擁有真正的西方法治。因為三千年文化,西方的法治源自於體現神的意志。「神」是一個抽象而道德的權威,羅馬思想家西賽羅說:「法律不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法律是上帝的旨意。」英國法學家布萊斯通說:「神法是法治的基石。」

西方以耶教立國,法律神聖在於一個「神」字凌駕於世俗,體現了公義。但中國的所謂法律不同。中國的一個「法」字,由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強行制定,是王法,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刑」。西方的法律是制定公民社會互相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則,而中國的所謂法治,自上而下,是規限天子庶民之間的階級分野,並嚴限蟻民所為,亦即大陸所說的「不許亂說亂動」。

中國人說的「法官」以「治」為重心,治者,統治、整治之意,所以中國法家宗師韓非子說:「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韓非子這句話很重要:「治國」也就是維護皇帝的政權,此是第一。正因為要維持統治,方要訂立「明法」,此其二。而法律如何彰效,唯一手段就是「陳嚴刑」,惟其如此方可「去天下之禍」。天下無禍即太平,即人人做順民。

明乎此一句,就知道中國人對「法治」的了解必受制於民族文化基因。韓非子之後的商鞅和李斯,像列寧將馬克思的理論向殘忍處發揚光大,也將韓非子的法家精神巨細無遺地實現在連坐的部落種族生活網中,再經歷秦始皇和朱元璋,中國人的「法治」亦即「刑治」,而且逐步加碼,在「刑罰」方面精細分支:凌遲處死、斬立決、斬監候、絞立決、絞監候,中國人的死刑分類得細緻,與英國法治中對罰行的詞彙定義層次之爭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法治」將如何處死定義區分得細緻,但將如何定罪則粗疏論斷,並且以「有罪推斷」為起點,與英國人的「無罪推斷」,然後由律師循邏輯法理逐點建證,實有地獄與天國之別。

因此白人杜大衞的裁決,很容易激起中國人民的種族憤恨、民族悲情,高聲咆哮:中國人的地方,為什麼要用洋人來審案?但是這些中國人忘記了一點:當他們的孕婦紛紛偷渡去美國洛杉磯產子、中國的民間企業家積聚了財富就想移民去加拿大和澳洲,那些中國人一有錢就想投奔的國家,法庭都是由白人或黑人用英文審案的。英、美、加、澳洲這些中國人嚮往的天堂,沒有一座法庭,用中國人的包青天和九龍皇帝曾灶財的「文化」來審案。

中國人到了清末展開洋務運動,覺得只要輸入西洋製造的槍炮車船就可以成為強國,但有少數官員如江浙知識分子沈家本,卻認為要引入英國的法治方可以令這個野蠻落後的國家,躋身文明世界之路。沈家本奉命遊學英國,但一來此君英文不濟,雖然思想開放,有如中共的胡耀邦,卻因資質所限,對西洋的法治文明無法吸收。二來,沈家本和清末也一樣短命,就像胡耀邦,剛有一點「改革思想」就一命嗚呼。沈家本的法治改革思想,到孫中山民國上台,總算有點承傳,但中國運氣差劣,民國建政就遭到蘇聯發動內亂,加上日本侵華,即使有一幫「中華民國法學專家」遊學歐美,加上有民主邏輯訓練的胡適,但上有儒家信徒蔣介石,中國人無法建立法治,一九四九年之後下場如何,更不必細講。

中文也是妨礙法治的一大絆腳石。中文重感性,疏於邏輯思維,譬如所謂「基本法」規定:「香港奉行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就是典型的中國語言思維。何謂「資本主義」?是指十九世紀中的維多利亞資本主義,還是指二十世紀末北歐有大量社會福利制度的人性資本主義?法國的資本主義與美國的資本主義又是否雷同。一眾草委缺之研究,秉持差不多先生精神,各以自己的想像和感覺制定「基本法」。還揚言此法「宜粗不是細」,結果二十年經常要狼狽「釋法」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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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香港確實受英治庇蔭。英國人以殖民地精英教育擇優而教,成功將一批天資聰敏、願意學習文明的中國人改造為有普通法治觀念的大律師和大法官。但這些異類,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全部是洋奴漢奸,潛意識有審判和肅清的仇恨。香港特區二十年來,如果經濟繁榮,中國人的口腔肚胃得以填塞,社會和諧,則香港的洋法官及大律師,可暫緩清算,但碰上七警判處入獄,此一民族仇恨就像日本的地震帶和火山口,潛伏壓抑多時,終於爆發,與一九六七年五月的暴動相同。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3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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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大迷惘 -陶傑

大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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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二十年,舉目皆見經濟困頓停滯,政治則比起一九九七年的期許大幅倒退。

其中大量口號和學術詞彙充塞空間,但特區政府志大才疏,只懂得抄襲西方流行詞彙,實踐起來卻一籌莫展。

首先,還記得香港有議員另起爐灶提出所謂「第三條路」嗎?源自英國前首相貝理雅。當時他為工黨全面承繼戴卓爾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擁抱電子科技而尋找理論依據。

貝理雅時代的工黨,也不是沒有一套所謂清晰的理念。他們認為工業時代過去,科技網絡世代來臨,金融電子化,中國製造的廉價貨墊底,可以令工黨脫胎換骨,走上一條以中產專業知識為主導之路。

但二十年不到,「第三條路」已經破產。今日的英美和歐洲,沒有中間的什麼第三條路、第四條徑,只有零與一的黑白之分。狂人總統的那套如果是極右,迎頭痛擊政治正確的極左,兩極之間任何灰色地帶均無市場。

看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前十年,就會明白世界大戰的社會經濟條件已經成熟。為什麼隱隱未爆發?因為核彈的共毀的威懾力仍在。美俄中都知道一旦爆發大戰,戰爭升級無可控制,地球會化為一陣青煙。

但這只是理性領袖的恐懼,如果出了一個瘋子怎麼辦?這就是美國左派紛紛標籤特朗普為「瘋子」的理由。為何衝突白熱化?因為另一句口號也被證實是騙局,叫做「社會向上流動力」。所謂Social Upward Mobility,經由梁振英班子由西方社會經濟學抄襲過來,囉囉唆唆競選時掛在口邊,令香港許多社工和偽知識分子一時為之心折。

但經歷二十年全球一體化,左派精英由反對全球化到出賣原則,自己跳上了全球化的列車,這個世界還有所謂「社會向上流動力」嗎?二○一○年,美國最富有一成家庭擁有全國七成財富。只頂層百分之一就擁有美國財富三成半。全球最富有八十五人的財富,包括蓋茨、巴菲特,以及中國的馬雲,加起來比全球底層共三十五億人口擁有的還多。

為什麼?在差利的「摩登時代」,左派知識分子指摘工業資本家壟斷財富,但二十一世紀工業退潮,買賣金融工具令有錢人利用銀行的騙術進一步增加財富。因為不動產可以成為抵押品,富裕家庭更容易借到錢。三十年代利率不斷下降,富裕階層利用債務提高股票、債券、房地產、藝術收藏品——今日的藝術品,你看看蘇富比或佳士得,到底是注重藝術價值還是投資價值?是當做藝術品來欣賞,還是炒賣投資工具——種種的投資回報,與基層人口努力雙手工作的回報不成比例。

富裕階層的消費方式,例如住豪宅、買名車、穿著歐洲時尚服飾、滑雪、潛水和跳降落傘,經網絡媒體渲染,都吸引較窮的人追求類似的消費,往往不惜舉債滿足此一需求。

譬如旅遊日本去北海道浸溫泉,或所謂歐洲的遊學團。由樂觀一面看,四十年前此等活動皆被有錢人壟斷,今日連中產階層也擁有了,但貧窮基層卻更為遙不可及。不錯,許多工業產品如手提電腦和手機,價格下降,但醫療、教育和服務成本的上漲速度卻遠高於通脹率。

凡可以利用高科技促進效率的產業,成本大為減低,但人類有許多社會活動,譬如學會演奏貝多芬一首古典樂曲,或學會流利的日本和法文,所需的時間,基本上與二百年前相同。

因此教育、補習、託兒服務、醫療,即使有一定的高科技提高生產力,但價格絕對不會下降。幼稚園教育成本愈來愈貴,考入名牌學校的負擔愈來愈重,學英語的額外投資愈來愈大,也包括及早送讀小學的子女去英國遊學。凡此種種,家庭收入低到無法應付。有錢人家的子女則得天獨厚,在美國家境好的子女在中小學期間,可以得到六千小時的課外教育。

畸形的特區聚焦並擴大了美國社會的一切弊端。父母家長負擔奇重,基層年輕人不敢擁有子女,繼而不敢結婚,甚至因為草食宅男風氣之盛,逐漸連同居和交異性朋友的興趣也退化。在大學學到知識,遠遠比在大學能結識什麼人脈網絡更不重要。所以父母紛紛將子女送進哈佛、耶魯、劍橋、牛津或麻省理工,幻想的不是他能得到名牌大學的文憑,更重要的是在這些大學,能認識幾個中共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和市長或軍方有勢力人物的子女、這些人到底如何有錢去英美讀書,人人心裡明白、以便贏得人脈網絡,返回香港可以直通北京,如果到時中共暴發後的太子黨,還將香港有錢人的子女當做圈內的自己人的話。

於是四季酒店的肖建華事件由此發生。這位肥哥哥,平時聲稱生活低調。但很奇怪,走出酒店總要穿上大紅衣著,還戴一頂紅帽,後面跟着一群女保鑣,其中一兩個像菲傭照顧嬰兒一樣,替他裝扮衣領,應該是對風和冷空氣有敏感症。這位超級巨嬰這種生活叫做「低調」,還是故意矚目?此一矛盾心理甚有趣味。但不就是今日這個紛亂世界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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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一九六七年五月暴動的香港愛國左仔,當初說要推翻殖民主義、埋葬帝國主義,在街頭放炸彈,被所謂港英拘捕,留下案底。今日又遭到鄧小平「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暴發中共無情拋棄。當這些楊光的徒子徒孫看見這位肖建軍的腦滿腸肥有何感想?他們愛了一生的國有何意義?如果沒有意義,平庸而渺小的一生,豈不是更為渺小?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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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半字之差 -陶傑

半字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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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首「選舉」,即使一千二百名以親中愛國佔大多數的小圈子,加四名親中愛國、即「建制」候選人,中方也不放心,也要指定林鄭月娥必須當選。如同拆穿了當初即使「八三一」決議提名權須一半「門檻」,中方可以隨時將「門檻」以電話壓力的方式提高到三分二或四分三,確保只有一名「候選人」交給市民「投票」。

對於當日否決「八三一」之後又悻悻然有點後悔的,至此可以確定:「八三一」方案即使通過了,也一樣嚴酷,原來的否決沒有錯。

中國文化與民主普選沒有緣分,因為中產階級和專業界不像西方那樣,即使成為精英階級,會促進更大的人權,捍衞他人的自由。

問題出在十九世紀這一百年。十九世紀是西方工業革命的時代,中產階級興起,因為工業革命:工程師、會計師、醫生、律師,種種專業應運而生,都由瓦特在前一世紀發明的蒸汽機,產生了一大群產業工人。換言之,十九世紀西方的中產階級是建基於工業革命後工人之上。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情工人遭受資本家的剝削,為自己爭取投票權之外,也不忘為沒有土地和教育文憑的工人爭取投票權。

此一變動,主要集中在英國。十九世紀的議會選區改革,人口膨脹的利物浦和曼徹斯特,比起幾百年來人口稀疏的地主選區同樣只擁有兩個議席。新興起的知識分子先感到不公平,聯同工人一起,爭取擴大工業城市的議席數量,從而逼地主和大老闆控制的人口稀少選區,向人口膨脹的城市屈服,建制一度頑抗,工人就去倫敦下議院門前遊行示威,並且多次醞釀暴力衝突。

十九世紀的英國,差一點就爆發無產階級革命,最終是資產階級和中產者,堅定地站在工人的一邊,向地主和老闆階級施壓,最終一切紛爭,由保守黨和自由黨在國會大廳內以爭論和表決的方式和平解決。

英國避過此劫,與英語文化中的幽默和寬容有關,也與地主和資產者的理性和胸襟分不開,議會民主成為穩定的改革軌道。更重要的是,普羅大眾是工業革命衍生的工人,漸漸此類人口,多於耕地的農夫。

中國的社會結構卻不是這樣。首先,中國文人不明白、也不同十九世紀英國歐洲產生的Liberals。今日在香港,最難向大眾解釋Liberalism這個字:自由主義分子?自由知識分子?因為在大陸,一說到「自由主義」,大陸中國人就想到自由散漫、不服從帝王管轄的性格。毛澤東就有一篇論文叫做「反對自由主義」。

中國的士大夫階層,讀了書就有攀附帝王權力的慣性,雖然一度有微弱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憂患精神,但只「憂患」沒有用,要更積極的解放(To Liberate)。

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代表是曾國藩,他吸收了一批有見地的精英為國家效力,曾國藩本身除了是文人也是地主,但他從來不是中國的Liberal。向地主產業階級挑戰的洪秀全及「太平天國」,只是一股暴力的農民土匪勢力。

換言之,十九世紀英國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同情與互動,在同一時期的中國從未存在。曾國藩代表的地主和中產階級,對以暴力冒起奪權的農民階級水火不相容,而且以朝廷代理的身份鎮壓成功。十九世紀的中英兩國,都有改革的機會,英國水土與改革的歷史契機有緣,中國則絕緣,因此西方成為希望自由之邦,中國則大江東去,迎來幾十年後馬克思列寧的極端邪說。

「Liberalism」一詞,成為毛澤東挾列寧之名高叫的「解放」(Liberation)。毛澤東領導農民脫離史太林的城市工人革命,轉往農村發動一場禍害更甚於洪秀全的暴力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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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有Liberalism,中國則以Liberation告終。一切秩序打破,黑白是非顛倒,一切是命中注定。所謂民族文化的基因即是此意。只「知識分子」一詞,在英文中已經有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zia,前者是英文,後者由俄國傳來,兩相帶動了Liberalism自由主義的興起和鞏固。中國則是文人中產附歸帝王,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工業的薄弱和失敗更令農民成為氾濫決堤的黃河。早在十九世紀已注定中的敗局,二十世紀將也一樣。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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