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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過河卒子 -陶傑

過河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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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曾參加過左派暴動的一群,前囚犯一年一度除了前往和合石致祭,還逐漸聲勢浩大,嚴正要求特首梁振英及律政司消除其當年曾因愛國遭到判處入獄的刑事記錄,並向中國政府喊話,強烈要求「平反」,亦即對當年的暴動給予一個「愛國反英」的說法。

此兩大要求在當前現實的中國氣候,無疑極為困難。首先,要求梁振英下台前消除其刑事記錄,已經遭到梁特拒絕。梁振英語重心長,公開要求這夥老人家要「向前看」。什麼叫向前看?就是將以前種種苦難冤屈通通忘記,不要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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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梁特還是初中生,在英皇書院讀書,其時並無親中愛國的傾向。說不定天天上學放學,目睹炸彈,社會戒嚴,覺得生活受到干擾癱瘓,已經對這種大型抗爭產生反感和仇視。從心理上,到了雨傘運動,梁振英也非放催淚彈不可,就可能是少年期間對所謂港英防暴隊收復街道、果斷平息民粹運動的一種支持和延伸。加上父親是港英警察,血緣所限,對六七年的這夥老人予以平反,於自己一點好處也沒有,因此六七愛國老人的願望落空不足為奇。

至於中國,對文革早有定論,就是鄧小平所稱的「十年浩劫」。習近平日理萬機,據說香港如何管治,對於當今聖上只是邊緣的邊緣,香港這個地方不再重要。既然香港對中央已經不重要,那麼五十年前在香港發生過英治時期的一點小事,當然也是「不重中的不重」。 如果我是習近平,考慮的是大局,萬一此例一開,全國在文革武鬥中死亡的紅衞兵,今日其親屬若個個要求平反,我也會很頭痛。梁特一向觸覺敏銳,對中央的心意揣摩得很準,其之「向前看」,必亦代表了習總書記的立場。 親中愛國人士充滿血淚的要求,上下兩線都很難獲得理睬。

中國政治過橋抽板,事過境遷,實屬常態。紅色特工之王潘漢年,三四十年代穿梭香港上海,為周恩來毛澤東聯絡文化人刺探情報,立下汗馬功勞。日治時期奉命去南京求見汪精衞密談,但一九四九年,毛澤東不想這段歷史曝光,因為延安與汪精衞南京私通,談論的當然是若將來日本取勝,中共如何與日本共存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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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在一九五五年的一次思想會議中,響應中央號召,主動交代過去的「歷史問題」,向上海市長陳毅提起了見汪精衞之事。陳毅上報毛澤東,毛澤東聽了臉色一沉,馬上下令將潘漢年召回北京,拘捕秘審,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判處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

類似這類紅色「冤獄」,自己人遺棄自己人又何止一件?六七老人的幸運之處,是今日他們向中央交代歷史的痛苦回憶時,「中央」沒有翻臉,將他們全部拘捕,而是默不作聲,中央和梁振英已經非常的仁慈。

熟讀中國歷史,當必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常識。捉過中國象棋,亦必明白最前線的那五隻卒,過河之後是用來讓對方當點心吃掉的,車馬炮和將帥才是後面的精髓。生而為人,自小要努力讀書,根據達爾文定律或梁振英所說的「向上社會流動力」,最大的目的,就是在人生的棋盤上,即使做不了將帥,也要做車馬炮,千萬千萬不要淪為那五隻小卒。

卒子之被犧牲和吞噬,中國成語很傳神,叫做「棄車保帥」。連車也可以棄,如毛澤東利用林彪整頓周恩來之後又遺棄,那麼卒子又豈有論功行賞,或打齋超度、永久供奉之理?

當年一腔愛國熱血,反英抗暴參與罷工的一群巴士司機,令半個港九的公共交通癱瘓。罷工之後,工會只津貼照顧了三數個月,被九巴老闆鄧肇堅爵士等開除,終身不僱用,以後長貧難顧,愛國工人很快就斷糧。比起今日從地中海一登陸歐洲,就可以進法德兩國領取終身社會福利綜援的伊斯蘭難民,難怪這些前罷工的老人覺得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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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語言對於不守信用或亂搬龍門有太多成語解釋: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意思就是:昨天明明是對的,今日我否定是錯,到了明天,因形勢和統治權力的利益需要,錯的也又變成對。二千多年前,趙高的「指鹿為馬」典故,人人從小學三年級就知道,學以致用,學懂此等中國成語和典故,趨吉避凶,押注慎勿遭到莊家通殺,就是學會做中國人的一個過程。英美民主政治,加上三百年來重社會契約精神,遊戲規則不同,完全可以憑理想信仰貫徹始終。愛爾蘭共和軍所屬的新芬黨,多年來都支持放炸彈的恐怖暴力,直到與首相貝理雅達成和解協議,即名正言順宣布放棄暴力。其間炸死了的英國平民,或被英軍擊斃的恐怖分子,皆成一個動盪時代的祭品,沒有得再回頭算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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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清華街炸死的平民小姊弟,其父母今日安在?播音員林彬之妻避居法國,永久不敢發一言。一個成熟而有智慧的中國人,就知道五月是暴動也好、抗暴也罷,是風波還是事件,絕對成王敗寇,千里來龍,與其當年以兵卒身份黃皮狗防暴警的木彈和警棍,不如做今日席捲八千億、笑傲江湖、又得到美帝國主義庇蔭的成功人士郭文貴。但郭某如此囂張,公然向當今中國聖上挑戰,將來若受民族紀律制裁,亦必知死而無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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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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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鈔票不見了 -陶傑

鈔票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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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四大銀行瘋狂裁員,炒掉五萬人,金融圈震驚。

因為中國之「移動支付」驚人增長。全球銀行業的手機網絡支付交易高達近一千八百億宗,與去年同期相比,飆升超過六成。原來全國十五家銀行,九成的業務包括存款提款,都不再需要櫃枱辦理。支付寶和微信轉賬,摧毀大陸傳統的銀行業。

二○一六年中移動支付業務金額高達一百五十七萬億,而非銀行支付機構如支付寶、微信網絡,累積的網絡支付金額近一百萬億,暴升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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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寶與馬雲的「淘寶」,並稱中國現代化在全球包括對西方「跑贏大市」的「網絡生活雙寶」,用中國人做消費試驗品,可以豪稱未來大陸會進入無現金社會。

但隨即出現一個邏輯問題:既然不用鈔票是大勢所趨,為何大陸近年還不斷氾濫增加印鈔?中國國務院總理一次又一次宣布增印鈔票、量化寬鬆,模仿美國,全國通行的現鈔急劇泡沫化。要這樣多鈔票,都進貢給貪官用來儲藏在地板底和牆壁之內乎?

不但七十年代恒生銀行那個穿西裝的接待經理將會成為歷史,很快銀行櫃枱的出納員也將會如十九世紀末的馬車夫一樣,成為如長毛象的消失物種。連街邊的ATM櫃員機也終將沒有了。最後當然有銀行,但銀行只需設在紐約、北京、倫敦等幾個大城市的總部,其他的分行可以一概關門。

大陸一二線城市,已經有八成的店鋪和人口,交易不需現金。中國的網絡「支付寶」向外擴張,進駐七十國,結算十八種外幣。中國鼓勵美國人採用華為手機,使用支付寶微信,從而吸引西方民眾生活細節全面進入中國的手機網絡,留下私隱行為的一切軌跡,後果將會是什麼,顯而易見。

但是這種「現代化」速度這麼快又有何用?在歡呼支付寶涵蓋城市的同時,這些人忘記了中國尚有八億人口是農民。不錯,農民不必再進銀行,買賣西瓜可以用手機支付。加上「淘寶」令大量零售商店關閉 ,中國面對的另一危機,就是商場閒逛的人口減少,建築了大量的商場地產項目,隨建即除掉空而報廢。商店和百貨公司迅速淘汰,零售業的售貨員和銀行出納員一樣,很快就掃進「經濟發展」的工作人口垃圾堆。

但這兩大行業年齡卻是二十多歲至三十歲的青壯人口。當中國農民在歡天喜地,以手機支持買賣,在網絡購物,以為自己進入了現代化社會,但他們的財富和就業已經被一個金字塔的官商財閥,由下而上,高速掏空。五六十年代,毛澤東是視其統治的金字塔的底層人口如草芥,一次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不必可惜。二十一世紀,草民仍然是草民,他們的骨髓膏血和金錢,以另一種形式轉移給極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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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美國大蕭條,經濟學家凱恩斯在「繁榮的手段」(The    Means To Prosperity)一書中警告:「人類來到重要關頭。我們清楚看見目前的路徑將會通往如何一個海灣,如果政府無所作為,我們也無所選擇,必須準備迎接這樣的時代:現行的契約和借貸制度逐漸崩解,金融和政府的傳統行政高層徹底喪失信譽,而最後的結果,我們無法預知。」

凱恩斯的警告,二○○八年美國金融海嘯就實現了一大半。今日的中國「雙寶」,則以另一種金融寡頭壟斷的形式出現,只不過美國的華爾街,在大陸換成了三數紅色財閥。此一財金權力金字塔,最頂不只一層,其下還有郭文貴、黃光裕和不久之前的周正毅等等。

大陸金字塔頂部的成功人士到底是去白宮進午餐、在倫敦購置超級地產,還是成為「紅色通緝令」的追查人士,還累及其他高官成為判囚二十年的階下之臣,則純粹靠他們站隊和下注的觸覺,當然最終開的是紅是黑,也要視乎運氣。

大陸每年大學畢業生九百萬,其中許多讀金融管理、銀行業務。但以「雙寶」發展高速,大學讀這些學系,幾時可以致用?正如在哈佛讀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回到中國必須服從中國裙帶和枱底貪污的「潛規則」,西方除了電腦科技知識,舉凡以公義和人文有關的學科,在中國全不適用。

凱恩斯預測了金融海嘯下,歐美政治經濟格局的大崩壞,隨即特朗普興起、退歐實現、法德愛國(亦即所謂的右翼)排外政黨崛起,三次世界大戰隱然逼近,東北亞緊張,核武器的冷戰時期阻嚇力愈來愈脆弱,中國則人文哲學精神敗毀,所謂「中國往何處去」已經成為一個絕望的命題:往何處去?有什麼好「論述」?就是往GDP和軍事實力無限增長的方向處去,這正是凱恩斯和羅素一度提出的警告,但在知識分子和異見輿論全部打壓的地方,沒有了紅燈,汽車拆掉了減速和煞車器。

連美國狂人總統也懂得迷途知返,要振興美國的製造業。為什麼?因為雖只三億人口,教育程度普及,美國也不能付出經濟無限高科技化、產業基層人口長期淘汰失業而成為垃圾場的恐怖前景。在手機高科技網絡的天網之下,「人」的價值、尊嚴、地位高速萎縮。但這一點之上,其實世界正倒退回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代:人性泯滅,只不過壟斷權力的不是梵蒂岡教會,是人人手上的那具吸魂攝魄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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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網絡支付和購物高度發展,加上政治制度專制壟斷,無可避免,必然是愈來愈多的中國窮人,替金字塔層的愈來愈少的超級富人不斷埋單。量化寬鬆無疑惠及金融業,但銀行隨即功能萎縮,網絡支付購物則只惠及電訊業。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財政大臣高貝說:「向窮人剝削增加稅收,有如在鵝身上拔毛,關鍵在於拔到最多的鵝毛,並盡可能不令那隻鵝痛得叫出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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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懸殊,一方面濫印鈔票,房地產過熱,另一方面連銀行和零售也萎縮,就業前景堪虞。鵝身上不斷長毛,拔了一次又一次,鵝會叫痛,但被掩着嘴巴,反正這隻鵝不會反抗。而另一隻由英國人手上取回的「生金蛋的鵝」,似乎也已經停止了生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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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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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不學英語 -陶傑

不學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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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來特區英語慘烈低落,不忍卒睹,早已不是秘密。終於有人可憐巴巴地呼籲林鄭,要制定「英語政策」。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長期叫喊,求仁得仁,十多年前我在一些不知所謂的華文傳媒看到大量專欄,歡呼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只有洋人紛紛爭着學中文與中國打交道,他們認為,從此中國人下一代不必再學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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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看了這些文字,我就向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道賀:人生苦短,要善用時間,與其讓你們的子女學好英文,不如鼓勵他們學好普通話和簡體中文,低頭打機,多上一點百度準備打入中國市場,下一代做巨富。

多年前我此一呼籲,成功了一半。特區的英文程度當然滑落,但中國人將子女塞送去英美英語國家讀書的潮流,則不幸不但沒有衰減, 還變本加厲而惡化。

我不明白,二十一世紀既然已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人的子女還要「留」什麼「學」?日本在明治維新才留學,現代化成功變成強國之後,不必再派留學生。唐朝的玄奘去取佛經,前去印度留學,回來之後,佛教東傳,都有中文本,佛寺遍地,難道今日香港的佛教徒還不斷派人到印度「留學」不成?

還是中國人下一代想逃避他們囉唆而沉悶的中國父母,樂得逃亡,用貪官父母的錢在牛津和倫敦買法拉利、穿名牌,呼嘯集結在英國的大學課堂大講普通話,成為英國的最大消費者?英國卻不太識抬舉,新首相文翠珊表示最討厭太多這類「留」而不「學」,留在本國消費的假學生,準備將這種留學生連同伊斯蘭移民一樣一齊嚴打。因為這些人英文不夠好,在考試時請槍手,連美國的公開試也要搬來香港,不信任中國的監考。

香港是前英殖民地,二十年來追求「政治正確」,自願放棄英文。立法會如果用英文辯論,恐怕百分之九十五的議員要即刻出局。基本法列明英中是官方雙語,新加坡的國會有議員不懂得說英文的嗎?李光耀把關,目光長遠,濫竽充數的一早就混不進「政壇」。

香港的英語教育破落,因為將英文當做數理化一樣機械地教育。 叫學生硬背文法,而文法教育部優先背文法名詞:前置詞(Preposition)、連接詞(Conjunction)、助動詞(Adverb)、形容詞(Adjective)。中國小孩還未接觸英語化之世界,先被教師硬性規定要背熟這幾個文法名稱,還有「過去完成式」(Past Perfect Tense)、過去進行式(Past Continuous Tense)。我小學時考英文,老師乾咳一聲,在課室叫喊:「將填充題裡的英文過去進行式改為過去完成式。」令我一度對學習英語,非常厭惡。

過了許多年,我才知道真正令我應該厭惡的,不是英文,而是香港教英文的中國人教師。外國的鬼仔,你問他什麼叫Past Participle,個個一頭霧水。懂得一組文法名詞,不懂得如何運用,或寫不出有文采的英文有個屁用?中國人的教育追求機械的形式,生吞活背,中國外交部有大量口譯英語出色的人形機械,英文詞彙個個識得,文法正確,但你叫這等中國人寫一篇如英美作家布萊遜(Bill Bryson)一樣情趣才華的散文,可以用人頭保證,十四億人沒有一個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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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英治時期,英國的公務員高官如麥理浩和夏鼎基,包括警務處長都說得一口優雅的英語。但當時香港的中環精英,以會計師律師為主,學的是商業英文,從來沒有達到過學文化英語的高度。比起印度,香港的英文基礎本來就如浮沙,交回中國又豈會不崩塌?香港親中議員,英語一開口就是笑話,人人皆知,泛民除了李柱銘的英語夠正規,民選的議員也沒有幾個挪得出去。與外國傳媒和議員溝通,亦三句之內,對方感到索然無味。所謂「勾結外國勢力」,如果潘金蓮與西門慶話不投機,又從何勾起?

至於特區官方,更不待言。只有一大批「港英餘孽」英文還像樣,經老董梁振英欽點的一批,一口英語有如從來不刷牙的一張嘴露出一口蛀牙。新任財政司司長一上任即刻花二百萬裝修官邸,但這位財政司司長開口說英語又是六十年代香港小學的二年級下學期程度,經新聞片段網絡傳播,令人覺得不如他花二萬元上一上英語補習天王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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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中國人骨髓裡天生戀英崇洋,你這幫愛國官員英文說得這樣爛,看在中南海外交部官員的眼裡(他們自視英文比你好),自然也心存鄙夷。二十年來大陸的官員不斷說「香港是什麼東西」,林鄭月娥去北京被她的主人擺在長桌的靠邊坐,中國主人對這幫愛國奴僕態度非常清楚:連你們一向標榜優越的英文,也被我們的海歸比了下去。每個月領幾十萬港幣月薪,你們也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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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當特區高官上京,那種唯唯諾諾的態度,主人一副鼻孔朝天的面孔,我就知道在北京主人的心中,迴盪着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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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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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麥當勞之謎 -陶傑

麥當勞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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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迷信美國式的「行政管理學」。二十年來,家長將哈佛MBA課程視為子女能進身天國的文憑。香港拔萃、美國哈佛經濟系、哈佛MCA、然後加入摩根大通或法國瑞士證券,為美國基金佬做買辦,在中國這塊「大肥肉」(本地愛國商人的順口名詞),最快、最準、最大塊地割取利潤,從速在三十歲之前成為業主,然後擁有美加移民資格,應該是這一代,不只香港,而且是全球華人家長這一輩子投胎做人的第一美夢。

一百年來,美式的行政管理學,加上侵略性和囂霸型的市場推廣,在英帝國瓦解之後,令美國的金融、石油、文化軟實力迅速霸佔全球,確實令全國中國人下跪仰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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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謂美式行政管理學有何獨步妙方?為什麼只能是美國人獨創、美國人推行,然後其他聲稱或自我感覺在崛起中的強國只能盡量模仿,而且無論多努力抄襲,最多只得一成?

描述麥當勞漢堡包帝國如何起家的劇情片「大創業家」提供了「美國」這個品牌的所有秘密。

麥當勞本來是加州鄉間兩兄弟,他們在四十年代末發現美國人駕車購買漢堡包快餐,平均須等候二十分鐘。麥當勞兄弟於是靈機一觸,創新廚房設計,將漢堡包需要的種種物資在廚房分門別類,組建部門,將員工烹製漢堡包的流程縮短,增加效率,令顧客上門由點餐到拿到食物,等待時間縮短為平均三十秒。

由二三十分鐘減到三十秒,在戰後已經是了不起的突破。麥當勞兄弟打破美國人駕車排隊買漢堡包,不肯下車,由漢堡包店女侍應提供鐵盤,奉送到汽車駕駛座位,兩兄弟第一次要美國的駕車消費者走出車門,只須汽車在停車場泊好,移樽就教,能在餐店的櫃台前忍上排隊的三兩分鐘,就可以減低時間成本。

麥當勞兄弟很快就成為漢堡包店在那個地區的消費冠軍。但此時有一個四處推銷雪糕攪拌機的推銷員,親自感受了縮短等候時間的經驗,靈機一觸,自我推薦,向兩兄弟表示可以將一家麥當勞開成許多家,辦法是出售專營權。

原本麥當勞兄弟也有想過,但他們認為開設專營店,沒有辦法控制品質。推銷員認為只需用合約條款約束,再加嚴格的巡視檢核,就可以令專營的租戶嚴格根據麥當勞的生產系統和營銷方式,保證與主店一樣。專營權出租愈多,原創人這兄弟就可以坐鎮基地,每天財源滾滾地收錢。

但麥當勞兄弟的創意在此時遇到了瓶頸。他們無法阻止專營店根據不同地區的「國情」,在餐牌上亂加其他食物。在加州南部墨西哥人聚居的地方,專營租戶可以自行在餐牌加添墨西哥菜。其他的地方又加售炸雞。一時之間,加售食品沒有影響專營戶的生意,反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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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時,推銷員看到更遠大的前景。他認為一時的利潤不能促使麥當勞進一步擴張建立帝國。他要求加入為合作夥伴,拍胸口將麥當勞的專營網,由他個人負責拓展,在全國開到一百家以至一千家。兩兄弟半信半疑,但推銷員即刻出手。

憑一輛汽車和四處鑽營的推銷經驗,他迅速打開了銷售網。然而問題來了:他一個人、一輛車、一對跑腿,四處推銷專營合約,然後又四處巡視,只佔利潤的百分之一點五,最後發現付出的汽油和時間成本比利潤還高。他要向銀行借貸,令他逐漸入不敷支,最終被銀行逼倉還錢。

此時有一位銀行家向他提議:為什麼許多專營戶管理不善?因為他們不懂選擇地點。所謂的location至關重要。 譬如有一個新市鎮,正在興建一個球場,一年之後就會有四萬觀眾流量,這時球場外的土地價格廉宜,只要在那裡圈一塊,把土地買下來,然後告訴新加入的專營戶,如欲開店,必須指定在我購買的土地上開。

這樣一來,你身為推銷員中介夥伴,既擁有土地又擁有開設地點的決定權,因為你對地產的眼光比誰都準。然後土地又可以向銀行按揭借貸,盈利即如火箭般上升。

以後的事,不必細表。推銷員採納了這位銀行有緣人的建議,建成今日的帝國版圖。麥當勞以最簡單的烹調方式,目的只在填飽肚子,不必推銷什麼三千年中華美食,已經俘擄全球每日一成人口的腸胃,並向中國大陸進發。

麥當勞是當今最佳的行政管理典範。但為什麼中國無法仿效?第一,中國的土地全屬共產黨所有,中國再改革開放也不可能由人平等圈地。第二,專營戶能遵守英語世界的協約精神,但中國夥伴陽奉陰違,你一走開,他的廁所廚房堆積雜物,衞生恐怖。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部陽奉陰違,即使告到法院,對方是地頭蟲,有當地的司法人員做靠山。所以麥當勞的奇跡,純粹是美國的,因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以及人民的相對誠實和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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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一到美國留學,最先發現美國很容易相信你張開一張嘴巴吹牛皮的一切。中國人發現開戶口、買機票、借貸和考試,你說什麼,美國人都先當真。但直到他被你擺弄一次上了當,則永不錄用。每年美國開除許多偽造學歷和作弊的中國留學生。我相信他們在美國頭一兩年,也因為美國人的老實而成為傻瓜,撈了一點錢,但最終被遣返回國,美國夢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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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切的行政管理學,不論理論千頭萬緒,最終美國的公民精神:誠信,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可取代。以儒家立國的中國,或伊斯蘭的馬來西亞和印度,不也在奉行所謂的資本主義,不也一樣有經濟增長?麥當勞的成功,證明了西方之外所有「文明」之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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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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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種族風暴 -陶傑

種族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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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合航空強拉乘客落機事件,因為網絡手機全球化,釀成應該是人類商業史上最大的公關災難。

災難在於經濟效益:本來機長願意賠償一千元美金換取四名乘客因超售機票而下機,並聲稱經過電腦抽選。因為其中一名有輕度躁狂記錄的美籍越南華裔醫生不答允,機長召來警察強行拖走。聯航股價因此於第二天急挫兩億半美元,接近港幣二十億元。若當初機長出十倍錢賠償,即使延遲一日,相信三分二乘客爭着「配合」。

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金錢人性規律。機長沒有想到因小失大,因為他沒有預計到這位「美國越南華裔」醫生乘客會視之為種族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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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航空公司的內部信件,支持機長行為,交代當時始末。

我不相信在二○一七年的今日,聯合航空公司的機長會在機艙人員的協助之下,當着一百多名乘客面前,光天化日不經公司規定超賣機票篩選乘客下機的程序,憑膚色辨認,將一名黃皮膚的乘客趕下機。

如此做法不合常理,即使機長是三K黨的秘密會員。今日的美國「政治正確」的教條,將每一個人鎖得死死,哪裡會有人敢做這等事?因此召來警察上機必有前因,我相信經過電腦篩選——其實很容易,只要找出機票最廉價的幾個賠錢請下機就行——只要一切按所謂「程序」,沒有人要負責。

這就是現代社會「程序」迷信,變成官僚機械的一例。香港特區二十年來沒有了英國人的管治,不明白英文有一個字叫做Discretion——各層華裔官員腦袋沒有意志,一切憑「程序」和「守則」辦事,變成機械人,這是「港人治港」必然失敗的原因。

話扯遠了。聯航事件有多個角度的看點。首先假設真的是「種族歧視」,要問一句,為何美國的種族歧視,專門找亞洲人下手?根據調查,在美國的所有「弱勢族群」,最惹不得依次為:同性戀人士、黑人、婦女、穆斯林信徒。也就是說,以上這四類人士,你不要跟他胡扯,隨時會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訴訟或恐怖襲擊的報復。

獨是所謂亞裔,當然包括大部分是所謂的中國人,最為「愛好和平」,與世無爭,但不在「最不能惹」的弱勢族群名單之列。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亞裔華人早已與白人融合為一,像白人一樣沒有什麼好惹不好惹的,都是主流。第二,就是華人遇欺凌即忍氣吞聲,不敢爭取公義。而兩者之間,第一種可能性是天方夜譚。

美國的亞裔最難融合主流社會。黑人因有奴隸史和林肯馬丁路德的解放,對政治權益最敢發言。黑人也有加勒比海的音樂,肢體語言活潑,比較勇於表達。拉丁裔墨西哥人也來自熱情奔放、音樂感豐富的文化。凡此種種,令一個民族「敢於表達」(Expressive)。幾十年來,黑人和拉丁裔參與美國主流政治,還做過總統或總統候選人。而所謂華人,最高只有駱家輝做過加州州長,或貝聿銘和馬友友,與世無爭,在藝術圈發展獨行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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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包括華裔,因受儒家文化影響,不擅辭令,沉默而木訥,加上亞裔語文與英文的距離大,沒有幾個亞洲移民能學會第一流的靈巧幽默的英文,與美國人周旋。若有對亞裔的歧視也是多年沉積的偏見:亞洲人說話結結巴巴,在大學課堂不太勇於舉手,小組討論靜靜坐在一角,食物必唐人街雲吞麵和餃子。提起李小龍則眉飛色舞,說到爵士樂和兵哥羅士比、皮禮士利等,美國的亞裔人則一臉茫然。以上當然有「一概而論」(Generalization)之弊,但卻是經過統計和民意調查。

所以美國華人亞裔再成功,只是數理化精英,最終在美國的企業做一名技術人員,爬不上主管和董事局。因為融入主流,不是靠你MIT或柏克萊有幾多個第一,而是做人處世,除了與美國人上班共事,下班的交際更為重要。

華人在美國生活,多下了班就回家帶孩子,自己烹飪。美國人喜歡在附近的酒吧叫一杯Gin Tonic。此時不要議論工作的事,可以講球賽、爵士樂、電影和戲劇。如果交情深,知道對方底細,可以扯上一點政治,一齊罵Donald Trump。與美國主流社會交際,一樣有許多禁忌。即使心中大家同意,「政治正確」早就形成自我審查,許多問題不宜宣之於口。例如身為亞洲人,面對一個白人,不要動不動就抨擊穆斯林。但與一個黑人或拉丁裔做朋友,則可以快一點單刀直入,為什麼?因為白人是主流,黑人和拉丁裔多少都是客。客和客之間可以坦率,正如在賭場坐在廿一點桌上,閒家之間的交流,總比閒家對莊家更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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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社會生活要懂得社會文化心理學,英文也要說得好。不論住在英國、美國還是加拿大或瑞典,須注意當地人關心的一切:環保、體育、政治或流行的話題。華人的問題是無論在海外哪裡,與人交談,話題總離不開「中國」及其有關事物。講得最多的是向洋人介紹中國飲食烹調,西方人礙於禮儀,不得不表示欣賞,如果一名「鬼佬」說他去過中國,並且在廣東省嘗過鳳爪,沒有中國人會覺得他是客氣,一定個個真心相信這個洋人熱愛中國文化,舉座哈哈大笑,極為欣喜,覺得有民族面子。這種場面,我不知見過多少,只有低呷一口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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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有一種最大的陋習,是一桌子有一名洋人時,永遠以自己的母語交談,明將這位「外國」朋友排斥在外。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有錢的、有大學學位的、有地位的華人不知何故,飯局喜歡邀約一兩名洋人,但又不會轉台講人人聽得懂的英語。設身處地想想,你是少數,在一桌子聽不懂語言的陌生人之間要度過一個半小時,如此浪費生命,你會不會憤怒?孔子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日世界大亂,原因複雜,層次豐富,又豈可黑白對立、小腦條件反射地即刻點擊指責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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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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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港大醫學 -陶傑

港大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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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經過二十年的政治侵蝕不斷內耗,英治繁榮時代留下的基石:廉政公署、法治精神已經正在磨損。剩下另一根支柱是什麼?有人會說是派彩公道無欺的馬會,我卻認為是香港的醫院制度。

香港的醫療幾乎冠蓋亞洲,成為今日中國大陸暴富人士越境付天價也要享受的一項消費。香港醫療專業的成功,眾所周知,只有一個英文字,叫做Integrity。

Integrity這個字沒有恰當的英文中譯,因為包含的道德層次太多:公正、誠實、專業,有「我為人人」的公民精神,也就是說光明磊落,一切對得住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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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優良醫療質素來自香港大學醫學院這個殖民地時代創締的文明搖籃。提起香港大學醫學院,一般只會想到孫中山。其實百年人才培訓川流不息,孫中山棄醫從政,據記錄他在香港醫學院的成績名列第一,但從政的判斷,至少中國不適宜一步登天、實現美國和法國式的共和制,還是君主立憲比較好,日後不慎聯俄容共,種下禍根。這一點顯示如果孫中山畢生從事醫療,可能成就和貢獻反而高一點。

這樣講當然懷有個人經歷的偏見。我童年第一個看的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在東亞銀行二樓,是西醫李崧。李崧當年與另一名女醫生黃卓生共用一家醫務所。李崧卻有如孫中山一樣,一腔愛國熱情,親共產黨,早年感染了西方自由主義濟貧扶幼的博愛思想,本來是好事,如果李崧醫生不將英國的人文自由精神,誤滲以蘇聯的馬列主義的話。

話雖如此,李崧醫生是一位聲如洪鐘的慈父性君子,白色制服熨得筆直,對小孩慈祥,不論探熱打針都帶着一絲笑意,有時還會說笑話。我記得李崧喜歡說的一句英文,強行譯為粵語:「俾啲火灰冚啲貓屎」。那一天聽見他跟護士方姑娘英文和粵語音譯之諧趣,說罷哈哈大笑。其英文原文是什麼,無從稽考。但每次小孩成長,感冒發燒,李崧和黃卓生輪流看護,總給人巨大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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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大後因在外國讀書,暫與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高手無緣。直至回來香港後第一年遇上車禍,嚴重內出血,橫膈膜穿孔,左面的肺上移了半吋。這是皇妃戴安娜一類的內傷,如果失救,就此跨過陰陽界。當夜被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內外全科當值醫生黎鏡堯為我做了十小時手術,縫補橫膈膜,然後發現左腿骨折斷,又由沈允堯醫生率領的另一組骨科醫生補上。

睜開眼睛已經在深切治療部。黎鏡堯時時來察看,說話不多,但一張臉孔冷靜而自信,在模糊之間,覺得將一條生命交在此君手上,有如登上一艘瑪麗皇后號的郵輪,乘風破浪,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骨科主診醫生沈允堯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沈允堯有伊利沙伯頭號靚仔醫生之稱,時時面帶笑容,講解醫療也是一句不多,一句不少。此時我發現港大醫學院的畢業生,幾乎都承襲了邏輯思維訓練,與病人溝通非常嚴謹,也很親切。醫生不輕易說Yes或No,只說他了解的事實,以及他對病情發展的種種可能預測。這樣不會令病人產生虛假的期望,也不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我車禍後又患了鼻竇炎,這一次看耳鼻喉科馮啟賓醫生。馮醫生是我半個小學校友,他小學畢業於真光,後來移民加拿大。我問馮醫生有沒有照到鼻咽癌,他說:「我看不見有鼻咽癌的跡象。」我打趣問他:「到底有還是沒有?」他還是笑一笑:「我沒看到任何跡象。」有如法庭律師和法官的對答,令我對香港西醫更增加了信心。

至於平時的所謂GP,即家庭醫生,照顧我的是在銅鑼灣恒隆中心行醫三十年的何歷耕。何醫生早年是名震國際的大國手Stephen Cheung的高徒。這位張醫生我未曾見面,卻從早一輩的香港上海名流中,知道他曾飛赴台灣為蔣中正總統治病。何先生也沉默寡言,冷靜非常,他為我的姨婆主治紅斑狼瘡,因此相交三代。何醫生也是港大出身,英國深造,守住恒隆中心那個作戰室直到近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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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醫學院,由我親身經歷,感受到文明、理性、專業,加上人道和愛心,正是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合。香港的政府醫院,架構參照一百七十年前南丁格爾的設計,各部門手術、急診、護理、藥物,是一套複雜的流水系統,有如一艘航空母艦,除了制度完善,還要頭腦縝密、品格良好的醫護人員來執行。如果醫生一面開刀,一面嫌收入低,眼看四周的貪官和暴富,心理不平衡,令一整家醫院都以濫開藥物、抽取佣金為「副業」,這樣的醫療制度如同地獄,又怎能怪人人爭相逃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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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這個紫砂茶壺,茶漬一層層的由中港自己來剝刮,剩下的價值所餘無幾。法律學院被視為「法治尚未回歸」而須整治的政治眼中釘,但願醫學院千秋萬世無恙,因為最終須由中國的土豪明白,不論瑪麗醫院還是養和,一支不收紅包的英式醫療團隊,如果受到紅色感染,他們以後事事飛去美國醫治,增加成本,終有一天,美國或會排華,關上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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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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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果然雞年 -陶傑

果然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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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進入雞年,特首「選」戰,前英治時代殖民地華人女高官余黎青萍稱頌女特首候選人林鄭「雞」有五德。香港果然出現第一位女特首。

當「選」第二天,阿哥梁振英即刻為妹妹送見面禮:高調檢控「佔中三子」和其他一干學者大律師,控以「紛擾社會罪」,最高可判入獄七年。

上午會見林鄭,面授機宜,下午即行動手,這一記桌球上的snooker設計得很妙,由肥彭叫廉署告胡仙那裡學來。梁愛詩上台即放人,林鄭不會也不敢,果然林鄭即刻表示對檢控「佔中」領導人和站台司儀等,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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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一個時代之功過,最主要是看其「領導人」的個人性格。中國由毛澤東統治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中國在世界上的行為,即受毛澤東個人性格決定。

譬如輸出「世界革命」,導致一九六五年印尼政變,清除中國在印尼暗布的共黨分子,連帶制裁了包括華人和印尼左翼在內共五十萬人。然後是赤柬上台再清洗二百萬人口。至於韓戰派出志願軍,實施人海戰術,展示中國人的人命價值之外,一九六七年更由中國紅衞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開攻擊西方文明國家駐外使節機構之先河。一九七九年伊朗的高梅尼教主上台,即刻模仿,派暴徒攻入美國使館,拘押美國外交人員,導致「花生總統」的「沙漠風暴」未出師即夭折。性格柔弱的沙特與強悍的伊朗教主對陣,敗下陣來,一任即下台。

香港的「梁特五年」奠下了「鬥爭」的梁振英思想基礎。雞年出現的女特首只得嫁雞隨雞,「英」規「娥」隨。梁振英是很有主見的人物,幾十年崇拜毛澤東,運用毛式鬥爭哲學技巧,並以權力付諸實踐,為香港有史以來唯一一人,難怪連老左陣營梁特也不放在眼內。梁特一手制定未來的「治港方向」,階級鬥爭為綱,並無其他,就是「反港獨」。此一agenda可以影響大陸的習班子,經梁特在「施政報告」點名的「反獨主題」,三年之後中國總理、中國政協主席及人大委員長的「工作報告」,好像大合唱一樣,即跟隨梁振英指揮棒並調。一名香港人可以dictate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基調,然後成為政協副主席,不但威水過韋小寶,更如前英治時代華人高官藍鴻震的讚賞,是「香港仔」的光榮。

擺在林鄭面前有兩條路:提拔她的「曾蔭權」也是「香港仔」,遭到梁振英「釘獄」。另一名異類的「香港仔」則官升政協副主席。跟梁振英走,一念天堂;若仿效當日提拔她的曾蔭權,則無論如何「打得」,只能「一帶一路」步往赤柱監獄。如果你是一名「港女」,得到忠梁與老董加持做了特首會如何選擇,豈非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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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五年(如果有五年的話),確實不需要政綱,因為香港無「施政」可言。肖建華事件佐證了香港的經濟結構:有子女五十多人,坐擁一萬億,香港的股市樓市雙雙水浸,這豈不是林鄭的師祖董建華上台時聲稱深惡痛絕的「三高」局面?

不說樓市,二○一六年三季度,大陸民間或官方客戶來香港購買保險,共貢獻近五百億元香港保單,其中尤以美金為主。香港的豪宅地產數額有限,美資的保險卻單額無限,投資美國基金以保險渠道是另一條走資的「捷徑」。「印花稅」辣招已經提高到一成半,又豈能阻擋中國資本外流?

香港樓市、股市、保險三線齊漲。當紐約樓市向大陸吸金超過一百億美元,在大陸門口的香港梁特加林鄭再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加三頭六臂,又哪來的能力「對抗」中資地產霸權?地產霸權加上中資兩字,誰膽敢「打壓」,即如限奶令一樣,就是反中對抗中央了。梁特林鄭面對貧富懸殊的「深層次結構」,既然無政可施,為求表現,向中國主人證實靠得住,除了炮製一個「港獨」幻影,再打以盲拳,又有何其他「政績」空間可以表演?

因此,梁特已經向阿妹示範的「梁振英」路線,不管林鄭喜歡不喜歡,都非追隨不可。鬍鬚曾之落敗,又證明「八三一框架」無可撼動,政制無可「改革」,剩下來的,如果林鄭妹妹有膽,就是廿三條立法了。在這方面,梁特也向阿妹下了死命令:下任特首不立法廿三條者,得不到中央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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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一上台,面對此一絕局,五年梁特布局精妙,林鄭變成女性的「格列佛遊記」,在微笑的迷夢中醒來,發現全身已被繩子和木樁綁套得很牢固,動彈不得。一看發現四周是一批小矮人,格列佛才知道來了「小人國」。這批小人到底是誰?是梁粉還是一干親中選委?還是愛國愛港的中國人?皆不重要。英國小說家史威夫特的諷世小說,看盡人性,如中國的「鏡花緣」,真三百年來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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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雞年真的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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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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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考試篇 -陶傑

考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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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總統特朗普就職近三月,簽署多項法令,在國內掀起的情緒和氣氛變動翻天覆地,但國際外交則未見太大動靜。

或因為一介美國地產酒店商人,以美國國民經濟貿易利益為主打上位,管理世界,豈止是有如一個火車司機,突然要改開噴射機?入主白宮與統治一個企業王國,畢竟是不同層面之事。

加上其人個性驕橫,若真像競選時期視顧問專家之意見為糞土,那麼展開國際外交,靠其一人的有限知識,也以為收復世界好似當日征服共和黨民主黨的選舉人票一樣簡單,則是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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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入主白宮,或美國經濟是他一生熟悉的強項,但世界管理卻絕非經驗知識所長,尤其對美國人最陌生的遠東;遠東之中,尤其東北亞。狂人一就位,面對北韓金正恩頻試核彈導彈,日本叫急,南韓告危,加上朴槿惠剛好捲入政治醜聞下台,左膠領袖文在寅隨時上台,聲稱會廢除薩德導彈,東北亞局勢形成對特朗普身為美國總統肩負人類安危的歷史責任的第一張試卷。

以美國人的牛仔性格,第一反應自然是磨拳擦掌,企圖替天行道。畢竟「肥仔」已經在試射核彈,出兵攻打北韓,賬面上比當年布殊聲稱侯賽因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出兵,有強十倍的道德理由。攻打北韓,閃電決勝也絕不是難事。問題只有兩個:一,攻打北韓對誰最有利,對誰次有利?二,征服北韓之後,局面如何規劃?

或許美國人先溫習一下歷史:今日朝鮮半島之分裂,造成的原因與美國無關,是俄國和中國。史太林和毛澤東支持金日成破壞戰後的和平協議,越過三八線侵略南韓,美軍和聯合國義助,打了三年,協議停火。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日普京含笑退居二線,眼看肥仔試射核彈,與中國交惡。朝鮮半局局勢惡化。但肥仔其實並不仇恨美國,他想得到美國的承認,只要布殊時代邀請去一趟白宮,吃一頓牛排,即可收復「人心」。只是美國對亞洲的獨裁者懷有鄙視之心,致使對方因崇戀而生仇恨。金正日喜歡看美國電影,小肥金也喜歡西方飲食,此兩父子在骨子裡並不痛恨美國文化,他們只是仇視一江之隔、曾「抗美援朝」的中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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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上,西方沒有佔領過朝鮮,日本和中國才相繼侵佔過朝鮮。長白山一帶的高句麗,南北韓不分政治立場,都一致認為自古以來是朝鮮民族的領土。朝鮮人被迫向中國人俯首稱臣,領土被侵略,早在日本殖民之先。美國與朝鮮族人無怨無仇,只因韓戰被迫扯進來,打了幾年仗。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是韓裔民族自己的事,美國的義務只是防衞西方文明在遠東的堡壘日本之安危,而不應包括南韓之內的朝鮮半島。

大韓民族情緒不定,立場飄忽,缺乏遠大的戰略目光。南韓人擁有民主,卻也擁有天真的民意,選出頭號左膠金大中,以為「陽光政策」可以軟化北方的基因和意志。如果「陽光政策」有用,還會淪落到今日?不懂得此一基本邏輯問題,還要蠢蠢欲動,選出一個復辟「陽光政策」的文在寅,實愚不可及。對於這樣的民意,加上歷來南韓大學生和左翼極度反美,美國為何要為保障南韓而犧牲本國的士兵性命和軍事成本?

東北亞確實需要布防核彈,不過是日本,而不是南韓。薩德之布置雖然也徵用韓國土地,但美國必須向韓國指出:薩德的第一作用只是保護日本和美國西岸,多於保障南韓。既然東北亞已進入準戰爭狀態,除非南韓人明白:下任總統是何人,必須根據白宮的意志產生,不可以是文在寅,至少不可以由反朴槿惠的左翼知識精英搞動的「民意」來決定。

理由很簡單:戰爭必須戒嚴,國民要放棄一些基本的權利。既然半島已在準戰爭狀態,則南韓必須服從盟主。如有不肯,美國應袖手旁觀,除非北韓犯美日,否則絕不強行出頭攻打北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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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韓若南侵,戰局由南北韓自行解決。一百年來,西方曾坐視波蘭捷克被納粹侵略,後又坐視東歐半壁江山歸入蘇聯統治,我很奇怪為何美國要捨命保護半截朝鮮半島?韓國人與西方不同文不同種,經其二十年「民主」證明,連基本政治信仰也不同。甚至可以說,讓金正恩統一朝鮮半島江山,但同時讓日本正式修憲擴軍建核,對美國和西方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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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西方有利的一切,該是對世界和平有利。狂人入主白宮,美國民意選擇了正確的一步,你看連土耳其總統也逐漸陷入瘋狂狀態,四周喪屍當前,難道用一個文人對着四周的喪屍吟詩?當然要一個阿諾舒華辛力加之類的未來戰士,全副武裝。但有勇也要有謀,Think outside the box,此其時也。狂人總統最大的弱點是經商出身,容易被一些國家用金錢和欺詐之術收買。這一點則須恨特朗普入骨的美國傳媒有效日夜監察,以便制衡。世事之諷刺,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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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4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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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台灣東岸 -陶傑

台灣東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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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滿韓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全力翻桌子,發出反韓令。以前的統戰笑容換成今日風橫雨狂的打擊報復。

面對此一正常的異象,台灣和日本應該慶幸:台灣若在馬英九時簽署了服務貿易協議,經濟被中國深度介入。馬英九國民黨有下台的一天,中方也有翻桌子變臉的一日,那時豈不是全島癱瘓?而日本則只限於旅遊。中國對韓國翻臉,但中國人卻仍要瘋狂購物,只記得什麼薩德反導系統,中國人就不記得尖閣列島亦即釣魚島。

人人都知道台灣的東岸面對太平洋,與工業化的西岸不同。由宜蘭南下至台東,花蓮縣居其中,一片綠油油的農田,佐以中央山脈的山光水色,這段海岸線早年有日本經營,而且發現了天然溫泉,農業的基礎擺在那裡,田園生活的悠閒意境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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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四十年前不值錢,今日卻奇貨可居,因為全球污染和氣候變化,尤其一海之隔的大陸,水和土地與高科技的另一端,成為最寶貴的資源。

但是很奇怪,香港的超級市場有紐西蘭的奇異果,以色列的車厘子,美國的櫻桃,卻看不見台灣的農產品。三十年前台灣的西瓜和芒果,還有茶葉和稻米,一向充斥市場,今日卻銷聲匿跡。發生了什麼問題?去台灣東岸一遊與當地的農民談話,住幾天民宿,就知道一點真相。

首先是台灣的農地,東一塊,西一片,不像美國加拿大的大片面積,不論種小麥還是穀類,都可以一人用拖拉機收割。台灣的農地不同,小塊零碎,無法機械化,只能倚賴手耕勞作,例如背脊朝天的插秧和汗滴禾下土的收割與打穀。

如此繁重的體力勞動,對於手機的一代毫無吸引力,因此台灣即使有良好的天然土地,也沒有年輕人投身務農。反而香港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喜歡在天台的一角自行種植,在新界搞什麼有機農場。香港沒有耕地,卻受到大陸輸入食物污染之苦,香港年輕人嚮往農耕田園生活愈來愈多,台灣政府為何不向這些人招手?多半因為民進黨封閉自守的獨立意識,此其一錯。

台灣全島山脈佔了七成,土地都在兩邊海岸,西部早就工業開發,東岸的土地因為無法現代化形成農民人口老化。台東花蓮一帶的鄉鎮沒有年輕人,因為全部湧往城市。但今日以紐西蘭的奇異果和以色列的車厘子,農耕不是一門財源滾滾的事業嗎?西方各國都有年輕人做農夫,台灣沒有,因為自從李登輝以農業專家做總統之後,歷任台灣總統沒有一個懂得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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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時代則一手重用孫運璿領導工業科技,另一方面則重用李登輝發展農業,他自己則全島跑遍,視察稻田,親嘗西瓜,與農民打成一片。今日的台灣政治則互相辱罵,議會和地方的利益增加卡位,沒有人將心思放在農業,令農業無法提升技術,惡性循環,農民老死一個,耕地廢置一幅,導致棄耕面積擴大,農產品收穫減少,以致台灣本來農產品的自足,七十年代高於日本多達七成,今日只有三分一,大量農作物還要靠入口,這不是丟臉的怪事?

二十年來台灣的衰退,「四小龍」奇跡不再,是因為工農這兩個引擎相繼down機。耕地面積少了,無知的農民惟有靠農藥和其他不正常方式催谷產量,又導致本來純潔天然的台灣農產品污染。台灣這個地方根本不必出現地溝油,現在卻與大陸看齊,證明當家自主確實有點不爭氣。

或許在世界孤立日久,台灣政府喪失了定位意識。旅遊業和農業相連,本來也潛質無限,但民宿酒店基建簡陋,閩南人缺乏生活品味。無論火車站和旅館餐廳,與日本相比,其管理的細緻和體貼總是低三級。本來大量名勝天然風景不善經營,變成暴殄天物。台灣官員沒有到澳洲和加拿大訪問參觀過嗎?看看人家如何經營農業和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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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本來得天獨厚,大量生機,但愈來愈倚賴對岸,不要怪中國的統戰無孔不入,自己缺乏管治的意志和見識才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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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一體化,台灣無所適從,進退失據。全球化有好處,如果善於經營,可以將農產品變成今日香港超市貨架上與以色列車厘子齊名的貴價貨。台灣與以色列軍事交流頻密,為何農業和科技卻毫無借鑑?人家戰火連天,地處中東,毗連沙漠,科技和農業卻可以稱雄全球,台灣又做過些什麼?物先腐而後重生,所有堅強的堡壘都由內部自行攻破,今日去一次台灣,應明白此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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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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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說劉夢熊 -陶傑

說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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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熊出獄,全城哄動,隨即到商業電台接受專訪,全球華人翹首以待,希望他「爆料」,像胡國興一樣,全力阻止梁振英的繼承人上台。

劉夢熊是香港自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後的一名傳奇人物。此君一九七三年從內地游水來香港,之前多次偷渡不成,曾遭共幹五花大綁公審。這樣的人,性格含鐵量極高,在香港即使遭冤獄,一年半載只當做上嶗山休養。相反,政府精英系統上位的曾蔭權則身嬌肉貴,亦遭此厄禍,精神心理上頂不頂得住,令人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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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某熟讀中共歷史,對大陸中共人脈和毛澤東周恩來等性格瞭如指掌,事件日期數字如數家珍,記憶力驚人,為全香港中環精英加什麼親中愛國建制派無一人及其百分之一者。二十年前,我一早批死所謂「港人治港」,不論中共干預與否,都必然失敗收場,原因很簡單:香港人懂金融經濟、懂工商管理、懂法律醫科、懂土木工程和樓宇測量,但英國人聰明,將幾十年殖民地教育的歷史科暗中貶抑,令香港人對中國史和世界史生憎厭之感。懂得歷史才懂得政治,尤其知道中國歷史之險惡,才知道中國人政治之污穢、骯髒和邪惡。劉夢熊應是芸芸庸人之中比高拔尖的出類拔萃之人。

但劉翁既識中共歷史,很奇怪卻一步步不自覺踏入中國政治的陷阱,這一點在他繫獄之後一年,我時有思考,到底是為什麼?

劉夢熊先生在唐梁之爭時,目光遠大,在關鍵時刻看出唐唐其人不足以登特首位,兩人之間他認為梁振英更有潛質,又或許其時另有內線情報,劉翁是第一個在唐唐家門外派傳單,喝退唐迷、呼籲香港一班傻呼呼的「選委」跳船的一人,可謂穆罕默德一樣的先知。

政治不講道德,有時要講投機,即使是投機,這一注押得好,因為唐唐即使上了位,其人賈寶玉般的貴族出身,派位酬庸,中環精英名單一大串,自輪不到偷渡來港的劉夢熊。但如果扒逆水買冷門,一注獨中,勢孤力單的梁振英跑出,獨中這條彩票收的多寶獎金,足可成為香港政治首富。

這一點眼光和膽識,加上張飛喝敵長阪坡的剛烈,確實令「尖啤」變成香港二十年來風雲人物之最。但熟讀歷史要懂得應用,因為歷史表達人性,人性則三千年循環再現不變。劉夢熊是彭德懷和賀龍一樣的性格,秉性率直,為人相當有義氣,他以為像賀龍彭德懷一樣,兩把菜刀和一桿槍,赤手空拳如李逵般保宋江,將梁振英保上位,梁某不會不知恩圖報,大半生沒朋友,埋班組政無人可用,他劉某至少也應該有個豹子頭林沖的職位,即使不是智多星吳用的話。

此一臆測自有道理,但中國政治卻不以常理推論。劉夢熊當初有此霸氣,是因為香港人人覺得他與「中央」之間有一條特線。二○一二年兩會期間,劉翁與習近平握手,石破天驚,將香港一干愛國愛港人士看得目瞪口呆,回來之後大力挺梁,人人覺得他代表「中央」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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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諷刺在這裡:劉夢熊完全可以成為二三十年代的鮑羅廷和米夫,由史太林莫斯科指派,做一名使者來到中國,將中共這個第三國際遠東分部組搭人事,成為莫斯科的一家分店。鮑羅廷當年承列寧之命,指點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人事任命全部由鮑羅廷指揮。其後的米夫,也代表史太林指派周恩來布置留學莫斯科的一批黃皮膚的「布爾什維克」,企圖操控史太林看中的王明博古等,指揮剛成立的中共。

如果梁振英是王明或博古,則劉夢熊完全可以發揮應有的歷史「作用」。但梁振英不是王明而是毛澤東。或更正確說:無毛澤東之文韜武略,卻有毛之冷酷狹隘。毛澤東對史太林表面臣服,但陽奉陰違,而且不甘心做史太林的一隻棋子。王明如果是莫斯科通直線的人,毛澤東豈會容納其在枕邊酣睡?在延安的時候,王明乘飛機歸來,毛澤東一眾迎接,熱烈擁抱,聲稱「喜從天降」。沒多久,即將其架空,後來予以毒殺。

劉夢熊即使有李逵的赤膽、王明的實力,也要極力提防他扶助的那個人是不是香港特區版之小毛澤東。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毛澤東欺上瞞下,最終不得不令史太林由三心兩意的觀望和支持,到全力挺撐上位。撇開對梁振英的政治觀感,純以理性而論,梁振英確是二十年來一般香港人無法做到的「政治家」,其人目空一切,蔑視中環精英,連香港的一干傳統愛國人士如曾鈺成等也不放在眼內,確實有他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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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上位後,若劉夢熊的生存自然有危機,但不要緊,如果他真是鮑羅廷和米夫,幕後的莫斯科又支撐有力,亦立不敗之地。但可惜後來鮑羅廷回國,也遭到史太林政治清洗。莫斯科的所謂後台,又另有目的和全局盤算,而且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德軍入侵的威脅,根本顧不上那麼多邊緣人物。而劉夢熊則孤伶伶變成彭德懷,一個人橫刀立馬,固然威風八面,但與莫斯科斷絕聯繫,面對一個老毛,十個彭德懷也不夠賠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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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細節恩怨,則不必另表。特區二十年,劉夢熊和曾蔭權相繼成為中國人政治的犧牲品,惟劉打不死。讀歷史非常有用,讀而知所應用,趨吉避熊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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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7年0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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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nextplus.nextmedia.com/columns/%E5%9D%90%E7%9C%8B%E9%9B%B2%E8%B5%B7%E6%99%82/20170319/4871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