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wsing Tag

星期日休息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 為甚麼「世界工廠」出不了精品名牌?

為甚麼「世界工廠」出不了精品名牌?

0

中國經濟強勁增長,美國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幾時升值」,成為全球金融投資界虎視眈眈的一場經濟豪賭。
 

人民幣一旦升值,雖可減少中美兩國貿易逆差,二○○八年如果是民主黨上台,則中美貿易逆差的政治紛爭必將加劇,但人民幣升值,即使是一點點地累進增長,也必定導致中國國內生產成本上升,出口競爭力下降,外資在中國的企業產品,將不會再是世界工廠的廉價貨,外資必將進一步遷往越南、印度、印尼,尤其是中國出口一向優強的低技術紡織品。
 

人民幣不升值,則中國日漸引起國際民憤,不但向歐美長期輸出通縮,而且要為第三世界失業人口上升負責。世界經濟結構的穩定,愈來愈依賴於人民幣的幣值。說好聽一點,是中國影響力舉足輕重,坦率地說,是中國十三億廉價勞工人口自私地在「打茅波」。
 

佛利民的自由市場經濟,碰上了世界工廠的中國問題,平抑不了國際恐慌。美國倒不必擔心,因為美國產業工人早已向技術層面提升,美國的紡織廠早已倒閉多時,美國可以置身事外,向拉丁美洲和東南亞聳聳肩,兩手一攤:方今全球的經濟霸權,看到了沒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帝國主義。

許多專家提出,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上漲,人民幣一旦升值,即走上八十年代日本衰退之路。但日本有一個很強的護墊,日本是先完成了高科技的工業轉型才加息,加息之後的九十年代,雖然韓國的三星和現代抓住日本貨昂貴的劣勢,拚命搶佔高科技出口市場,但日本電子產品的設計無論如何比韓貨優勝。日本底厚,衰退十年,終於在小泉任內反敗為勝。
 

因此中國經濟專家警告:中國在人民幣漸進升值期內,必須換取時間,實現「產業升級」,即不再製作出口成衣和皮鞋,向高科技電子產品和汽車業進軍。
然而問題的瓶頸正在這 :產業升級,升不上去,上有日韓高科技和汽車產品佔奪了市場高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高科技產品又沉迷於短視的盜版抄襲,發明人才嚴重短缺,十年樹木,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就在眼前,中國產業不但要脫離非技術的勞工低層,還要跨越半技術的日用品中層,進佔高科技的精品階層,時間來不及了。

 

因為產業提升,必須全民創意的誕生或解放,創意的萌芽都必須一個自由的社會環境。就以中國廣佔優勢的造鞋業為例,中國製造的皮鞋雖橫掃全球,造來造去都是廉價貨,無法出產貴格的名牌。
 

名牌皮鞋仍是意大利人的天下。以女裝精品費拉嘉謨( Salvatore Ferragamo)為例,費拉嘉謨近年高薪挖角,由阿曼尼( Armani)挖來蘇格蘭名設計師白力克( Graeme Black)效力,是歐洲時尚界的一件大新聞。

費拉嘉謨五十年代有一段輝煌歲月,其出產的高跟鞋,穿在瑪莉蓮夢露的腳上,成為荷李活夢工場的虛榮產品。因為明星,費拉嘉謨的高跟鞋一時增值,名牌效應,風靡全球,但後來遇到顧客年齡老化、產品缺乏身份認同、市場萎縮的危機。白力克上任之後,為了擺脫阿曼尼以黑為主的創作窠臼,跑到法國南部的普旺斯去尋找靈感。在法國鄉間的一個清晨,他在河邊騎腳踏車,看見淡紫的雲靄把天空讓給魚肚白的日光,在田野之間,一片薰衣草的深紅。白力克停下單車,他很感動,把這個清晨的靈感,化為費拉嘉謨的一個高跟鞋系列的全新色譜。
 

這就是創意的無價增值。與許多意大利名牌一樣,費拉嘉謨是家族企業。創辦人費拉嘉謨,誕生於一八九八年,他不但有藝術家的品味,還有科學家的理性。在美國荷李活推銷品牌的時候,他還到南加州大學學習足部的人體解剖,研究人的重量如何落在足踝和腳掌的支點,並在鞋面內加入弧度適中的鋼片,瑪莉蓮夢露在《七年之癢》 ,穿的是費拉嘉謨,格麗達嘉寶看見了,大為羨慕,到翡冷翠旅行,一次就買下七十雙費拉嘉謨的高跟鞋。
 

產品的升級,不一定像日本一樣,由紅A塑膠面盆,提升到新力電器,意大利人從來不造電器,也不造電腦,但衣服、皮鞋、手袋,意大利名牌不斷有創意的增值,在中國大陸設廠,僱用湖南四川的民工,設計意念,品質控制,牢牢掌控在意大利人手 ,中國只能跟在後面偽冒。

如此一來,則中國自己出產的皮鞋,能在西班牙賣七歐元一雙,即使能打垮西班牙本國的低檔造鞋業,也只能贏得西班牙產業的一片罵聲。人民幣一升值,西班牙的鞋商就不會罵了,因為中國的皮鞋銷量會衰退,但費拉嘉謨、阿曼尼、 Gucci,至少未來五十年,都會在中國市場節節領先。
 

意大利的鞋子為甚麼是名牌?因為早在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人就擺脫了神權的專制,人的心靈得到解放。達文西是人類有史以來智商最高的發明家,就是意大利人。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意大利短暫地淪於法西斯之手,但意大利人酷愛自由,政府寬容開放。只有自由的國家,才可以佔領創意產業的市場高地,蘇聯和北韓,何曾出過名牌?至於古巴,是共產國家,古巴出產雪茄,但雪茄是天然的農產品,正如中國的金華火腿,與人的創意無關。

中國的工業,即使在「解放」前就很落後了。中國的老闆事必躬親,他不會高薪聘用一個設計師,給他一筆旅行經費,叫他去地中海浪遊三個月找靈感。中國的產業文化,只講實用,不重包裝,中國人以為重內涵,形象設計不值錢,於是中國的「品牌」,不出杭州張小泉的剪刀、無錫榮德生的 粉、香港梁蘇記的雨傘,只能在華人世界 自養自足,無法建立國際通行的品牌。
 

中國缺乏獨立人格的培養,只重整體的統一和諧,而品牌的創意增值,偏偏是一個人的才華與上帝的天機閃電交擊時的作品。日本貨早期也模仿,正如明治維新時代,日本的社會制度也模仿歐洲,但日本人從模仿走向創意,以漫畫產業為例,是戰後重生,實現了全面的民主之後的事。

0

這就是中國產品無法趕在人民幣升值之前實現「產業提升」的理由,不是經濟問題,而是人文精神的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如果沒有思想家和藝術大師,也必然不可能有經貿的精品名牌,只能繼續內而翻盜西方的知識產權,外則挾世界工廠的血酬低成本繼續為西方的名牌加工出口。中國本身的產品,由於缺乏創意和設計的巨大增值,只能繼續製造一億件襯衣,換購一架美國的波音客機。人民幣升了值,民族的文明尊嚴卻一再貶值。在那一個清晨,設計家白力克獨自一人在法國南部駕自行車,他發現了靈感驚懾、魚肚白晨曦交光的日出,中國人的思想和創造力的日出,一百五十年以來,又在哪 。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6年12月10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61210/6605966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地產主義的宿命和共業

地產主義的宿命和共業

0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原意是一項「政績」,沒想到卻釀成「風波」,如處理不善,可能惡化為「危機」,進退失當,最後還會淪為「醜聞」。 
 

「發展」文化藝術,本來天經地義,可惜特區七年,染上中國官場習氣,本來正常的市政建設,一旦變成「政績工程」,就容易成為主事者為了事業升官而賣力表演的階梯。中國官場用人的考核,由於缺乏民主渠道,有志從政者,不能憑政綱由人民投票普選,由大禹治水開始,都患上自上欽點的「選賢與能症候群」。上為皇帝砂批御選之「選」,下為官臣政績顯賢之「賢」。壞在一個「賢」字,不指內在的品格,而愈來愈成為外顯的「政績」:「叫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式的水壩、發電廠、紅旗渠,中國幹部晉升的表現方式,特區高官沒有其他的選擇,只有你佔一塊西九龍、我割一塊大嶼山,在胡溫中國高層的眼皮下,爭相「發展」,形成一場「權力圈地運動」。從太平山頂下瞰,北望西九龍的填海新地,西眺大嶼山的青 山嶺,自然生態隱隱為下屆特首「選舉」的政治服務,正合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一句詩吟:「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香港的「工業」就是建造業;「商業」就是地產主義。既然要政府要少干預,不由三大地產商財團來出錢,難道由淘大醬油、甄沾記椰子糖、馬寶山餅乾、梁蘇記遮廠一類老店或早已消失了的本土實業老闆來打本贊助? 
 

由地產商來承包「文娛藝術」,大前提自然是地產商應先賺錢。地產商要保障利潤,政府就用甚麼「一點八倍地積比率」來約束地產商,不但無效,而且偽善。一旦由地產商來玩,任何一家財團中標,「利益輸送」當然成立。關鍵在於,特區政府向地產商輸送了利益,同時有沒有監督由地產商催生的「文娛藝術區」向市民與子孫後代輸送同等的文娛藝術修養利益?

地產商提交了建議書、聘用了國際最知名的建築家、連線古根漢和龐比杜中心一類的「外國勢力」,通過三個月的諮詢,花了吃奶的力氣爭得投標,動工建設,落成開幕,已經「功成身退」,正如奕信和彭定康為香港實現了一個赤 角機場的「玫瑰園」,隨時移交香港主權,下旗歸國,對香港人已經交代有餘,為赤 角新機場的規模、面積、使用量,都有一套預測的數據,數據是基於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後仍然成為「國際城市」的假設:香港將繼續司法獨立,是國際資金跨國企業 聚的中心,香港繼續成為中國的技術管理的窗口,赤鱲角新機場才會物盡其用。但是,如果中國收回香港之後,干預香港自治的國際信心,英文水準下降,司法制度變色,加上三年五載就「宏觀調控」,甚而與台灣實現「三通」,香港只成為華南沿海的一個普通城市,在世界上門庭冷落,少人問津,赤鱲角機場自然十廊九空,變成供過於求的大浪費,這又怪得了誰?當然不是 奕信和彭定康的責任。 

因此,西九龍之爭不在於建設的過程地產商有多少利潤,而在建成之後港人有多少利益。十月懷胎不是問題,生孩子的婦產醫療費用也不是問題,小孩生下來之後,如何撫養成人,才是問題。在西九龍之爭,地產商與香港的文娛藝術事業之間,偏偏不是母與子的血緣倫理關係,而是試管與嬰兒的社會科學關係。 
一根試管的功能,就是確保其中的卵子可以存活而受精,嬰兒長大之後,是好是醜,是聖人還是壞蛋,試管不必負責。 

 

主理西九龍工程的特區政府,只公布了一項數據,就是「工程能為建造業製造五千個工作職位」,可高達六百億的資金,只為五千個工作職位而花費,那麼工程落成以後又如何?這方面卻是一片空白,全無數據。對於一個為時十年的龐大「文娛藝術區」,政府現在就需要為未來培育「文娛藝術」的社會氣候;全民對繪畫、雕塑、戲劇、音樂的喜愛和鑑賞,需要教育投資、傳媒合作,要中小學教師多懂一些印象派的油畫和石濤八大山人的水墨(但他們缺乏這樣的訓練,對教師的壓力太大),要電視台和電台在黃金時段多播出小澤征爾和郎朗的交響樂和鋼琴演奏(但電視台電台的營業部會說這種節目拉不到廣告),要幾家暢銷的報刊少登狗仔隊追蹤藝人和體壇天后的甚麼露毛咖喱雞的八卦新聞,多報道評論歐美國際的風雲大事(但報紙老闆會說這是他們的市場新聞自由)。

但孩子由誰來餵奶、穿衣、教學?這就是特區七年的中國式絕症,結構性的地產主義經濟,全民結構性的拜金,形成結構性的惡俗加結構性的淺薄,因為惡俗和淺薄構成了二十年來這個遠東最大唐人街「塘水滾塘魚」自給自足的所謂自由市場,而沉溺其中的六百萬人,包括其新宗主國的中國政府,以為這就叫做「繁榮」。 

0

特區政府極力崇洋而模仿的倫敦和紐約,何來有甚麼「文娛藝術區」?倫敦的歌芬花園、皇家歌劇院,還有「城西」( West End)許多家百多年歷史的舊戲院,棋布在泰晤士河之畔,是歷史形成的沉 ,又是哪一家地產商承包興建? 
 

中國的李瑞環早就勸喻過香港人:要珍惜紫砂茶壺的一層茶 。利舞台、太平戲院、神功戲、石塘嘴的曲壇,李我和蕭湘夫婦的說書廣播,舞榭歌台,絃樂麗影,這一切都是香港本土的文娛藝術的茶漬,二十年來由香港人連同地產商一起鏟除,現在又叫地產商來「重建」,地產商當然不肯賠本。 
 

社會的共業如此,怨不得甚麼港英,下一屆特首的「候選人」,如果參加了中國式的政績工程遊戲,一個要把西九龍建成現代化四環公路的新北京,一個把大嶼山「發展」為三峽大水壩,一個要做陳希同,一個要做李鵬,這也是香港成為「特區」的宿命。 
誰來哺育試管嬰?特區「回歸祖國」,但在浮誇泡沫的經濟政治中,香港絕不是孤兒,而是「次次頭腦發熱」假大空始作俑者的「祖國」的好孩子。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4年11月21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1121/4455527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只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

只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

0

荷李活道古老的中區警署,和域多利監獄舊建築群,雖由何東家族慨然捐款五億極力保護,政府還是想交給地產商來「發展」。誰出高價買地,誰就擁有更大的「發展權」。建築群的十七件舊建築文物,強制保留的只有四座,其餘的十三座只須保存外牆。域多利監獄 許多石砌的拘留室,清末曾經囚禁革命志士,本來很有歷史紀念價值,在特區政府追求「經濟效益」的「地產思想主導」下,也準備開放給地產商任意拆卸另建住宅。 
 

我最近去歐洲,小停巴黎一個周末,拿 一本古典巴黎的歷史地圖,嘗試尋找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遺 。在小說《雙城記》 提及的拉科斯( La Force),還有囚禁過法王路易一家的湯堡( Le Temple),都是革命時代兩大監獄,都在巴黎的市中心,今天只剩下一道依稀可辨的殘垣。 
 

今天的巴黎,主要的建築風貌是十九世紀中的建築師奧斯曼( G. Haussmann)一手設計的。奧斯曼是建築史上一個傳奇的名字。他本來是巴黎的警察局長,讀法律出身,因為拿破崙三世復辟稱帝,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巴黎,委任奧斯曼把舊巴黎拆卸翻新。

奧斯曼當年面臨一個兩難的困境:拿破崙三世的皇命不可違抗,巴黎自十七世紀留下的舊建築又別具規模,但同時馬路已有汽車行走,把巴黎「現代化」,如果要拆卸大量舊建築的瑰寶,一定留下千古罵名,奧斯曼只有妥協而中間落墨:他拓闊馬路,拆掉革命時代大量土黃色的舊建築,但代之以灰色為主調的五層公寓樓,以凱旋門為中心,開拓了一個星形的大街輻射圖案。香榭麗舍大道另端協和廣場的利弗里大街( Rue de Rivoli)——有如九龍半島的彌敦道——保留原貌。「奧斯曼式」的五層公寓樓,成為今天看見的巴黎主要建築面貌,當年備受巴黎知識界批評,但經過一百多年,十九世紀的花都和十八世紀的古典巴黎都已混為和諧的一體;奧斯曼的一片苦心,到二十一世紀才光華盡現。 
 

從此奧斯曼之名,成為建築學中古典與現代結合的一個典範。雖未盡如意,因為最理想的辦法是在巴黎外圍另建新城,但那時的拿破崙三世無此見識。香港自稱「亞洲國際城市」,特區政府說過想追倫敦、趕紐約,言下之意,巴黎不放在眼 。但特區政府可有一百五十年前奧斯曼的一半見識? 
 

一座名城的舊建築保養,與城市的歷史感相輔相成。人口在增加,馬路要為汽車讓路,城市當然要拓展,奧斯曼留下的遺訓,是新建築的韻律和色調不可與舊建築相衝。 
 

縱使如此,後世許多人還是質疑:拉科斯監獄在巴黎東城的聖安東附近,湯堡監獄所在也不是繁忙的商業區,沒有拆卸的必要,這兩座監獄如果能妥善保留,巴黎的歷史記憶,就像秋天的落葉,必然更厚一層,這就是中國全國政協前主席李瑞環說的紫砂名壺的一層茶漬。

特區政府完全缺乏舊建築保養的知識,只知小農社會實用主義的「經濟效益」,與大陸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樣,北京四合院和長江三峽,盡在留蘇的中共技術官僚一片盲目的指點中化為飛灰和流水。加上在殖民地時代政績成就的自卑和恐懼,鏟除舊建築的躁動更加強烈。「賣地」創出了「佳績」,泡沫重新湧現,破壞舊建築的決策更此志不渝。 
 

八十年代的 奕信下令拆掉城寨,土包子的中共政府欣然同意。如果城寨可以打掃保留,這是世界獨一無二的一座歷史建築群。 奕信是知識分子,不可能不知奧斯曼其人其事,但也許他更了解他管轄的殖民地急功近利的庸俗性格,利用全民的貪婪,順水推舟毀去香港的一座座建築遺產。毛澤東說:「我們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也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此話對了一半。從英國人的利益角度,任由一個沒有見識的社會自毀長城,完全合理,繼承的特區政府還在這條絕路上繼續前行,與破壞舊建築甚力的大陸合流,直到二十年後才知道「總結錯誤經驗」,也算非殖民地化過程中令旁觀者發笑的插曲之一。 

0

(圖)荷李活道古老的中區警署等舊建築群,雖由何東家族慨然捐款五億極力保護,政府還是想交給地產商來「發展」。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4年10月17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1017/4377422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長毛是中國現代化思維的良性腫瘤

長毛是中國現代化思維的良性腫瘤

0

繼「誓詞之亂」後,獨行怪客長毛又掀起「服裝之爭」,堅持要穿T恤進立法會。前殖民地留下的議事堂漸變成茶餐廳,已是難以逆轉的大勢。

對於資產階級的權力既得利益者,長毛確實在「搗亂」,但對於無產階級的毛澤東思想繼承人,長毛在造反。「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如果毛澤東還在生,他會在中南海趁會見法國總統希拉克時有這樣的講話:「聽說香港出了個孫猴子,叫做長毛。長毛長毛,就是太平天國的起義軍嘛。長毛造反,推翻滿清朝廷,反對帝國主義買辦經濟,好得很嘛。你們(用手指 希拉克)法國,不是也出過巴黎公社嗎?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也有過一股造反勢力,叫做『巴黎無長褲漢』(繙譯插話:叫 Les Sans Culottes),他們標榜自己不穿路易王朝宮廷貴族的那種窄窄的長褲子,穿一身樸素打補釘的農工粗衣。這是服裝鬧革命,很好嘛。聽說香港立法會的規矩是非要穿西裝不可,這是哪個皇帝說的?我穿草鞋幹革命,爬雪山、過草地、讀馬列的書,到今天還是愛穿布鞋,穿西裝才革命,穿T恤和草鞋就是反革命?是哪個閻王老子放的屁?董建華要抓長毛,你給我告訴香港的警察,叫他們來北京先抓我。」 

中國政府不久前才紀念過毛澤東的一百一十歲冥壽,還尊崇毛澤東思想,除非一切是謊言,否則葉公好龍的親中派不會恨穿T恤的長毛入骨。 

立法會有所謂 Dress Code,連這概念和規矩也是英國人留下的,必須穿西服、結領帶,誰破壞了英國人定義的 Dress Code,就像褻瀆了神明。 

長毛反英式的 Dress Code,就像彭定康剛來香港時不肯穿上一套殖民地總督的白軍服,不肯在軍帽上戴一條鴕鳥毛,那時一樣把中國和五百萬香港人看得一楞楞。 

在僵化的中國式思維中,雖然沒有誠信,契約和合同時時形同虛設,但對於既定的規條卻從來無人敢挑戰。一九八五年立法局議員林鉅成揶揄當時的港督尤德「有擦鞋之嫌」,一語成為公眾譁然的頭條新聞,認為林鉅成醫生對港督「無禮」。二十年後,如果香港人記得這件小事,就會知道並不是議員無禮,而是公眾無知。

立法會應不應該有規條?應該。八十年代,英國工黨有一位激進議員史堅納( Dennis Skinner),就曾經在下議院搶過放在主席面前的英女皇權杖,摔在地上,結果被主席處分,逐出會堂。但議院的英皇權杖,不是英女皇隨意擺放的,而是經過三百年憲制革命的歷史形成——從英皇查理士一世企圖進下議院逮捕亂黨,繼而被判叛國斬首,到上下議院分庭,貴族地主與平民的利益在君主立憲的制度中互為制衡,英皇的權杖與民主憲政漸成血肉相連的一個圖騰,不守議會規則而冒犯,則形同與民主為敵。

特區立法會的一切規條,從服裝要求到進出場對主席欠身鞠躬,無一不是英國人留下。香港既成為中國領土的一個特區,還保留英式議會特色,本來就與親中勢力和維園阿伯的民族主義原則相衝突。許多中國文人喜歡誇誇而談,說要振興中華文化,用中華文化來「整合世界秩序」。拆穿他們的空話問一句:中國的國服在哪 ?為甚麼在議事堂一定要穿西服?香港是熱帶地區,佐丹奴的T恤正是香港服裝業的代表,中國人沒有國服,T恤卻可以是香港人的港服。立法會規定衣裝必須「有領」,源自日本的中山裝的「企領」算不算領呢?如果中山裝的企領可以接受,那就是說穿任何「唐裝」——包括長衫和馬褂,只要有領,就可以進立法會。但如果穿唐裝可以,那麼清代的平民男服都沒有領,像《黃飛鴻獅王爭霸》 的李連杰,還有歷史圖片 的康有為和譚嗣同。如果穿無領的清服也可以,為甚麼穿無領的T恤就不可以? 

我一直在等待中方人士能以立法會對面的香港會所( Hong Kong Club)為例,指出一個有特權的會所,必須有嚴格的服裝要求,這樣的規條與甚麼人權自由無關。但如果親中者這樣反擊,也可以反駁:香港會的會員不是民選,他們是有財有勢的貴族,正如外國的 Casino都要求穿西裝進場,但澳門的葡京卻可以穿T恤牛仔褲,因為一個是賭場,另一個是賭窟,這正是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的「國情不同」。 

長毛連番「鬧事」,不一定都立場正確,其實也有不少歪理,本來可以引起一場場文化爭論,在爭論的過程中可以刺激反省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之路,但特區的親中勢力水準太低了。這能怪他們嗎?他們效忠的政權,二十年來何嘗沒有多次高喊「解放思想」,他們奉命擁護的董建華政府,也最喜歡講「發揮創意」,到了今天,他們也最愛把「理性」兩字掛在嘴邊,但長毛要穿T恤,他們還是倒退到林鉅成嘲諷港督擦鞋時的惱怒、或彭定康穿便服喝涼茶時的驚喜;長毛增潤誓詞,他們還是覺得犯了悖逆天朝的大不敬死罪。

0

因為許多中國人的意識還停留在康熙雍正的「盛世」,雖然世界已經昂然進入二十一世紀,讓中國人繼續活在感同身受的《雍正皇朝》和《金枝慾孽》的情節場景 ,還是比較舒適的。長毛大鬧議事堂,在他們眼中,無疑是瀆神犯上的行為,瀆神,英文不叫 Dress Code,叫 Blasphemy,但劇作家蕭伯納說:「人世所有真理,無不由褻瀆神明而始」( All great truths begin as blasphemies),此所以西方有哥白尼和伽利略,也有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由於這一代人的思想僵化和懶惰,中國文化在世界上不可能再躋身文明核心價值觀之列,在這方面,中國政府最近婉拒了加入 G7組織的邀請,因為這是一個經濟陷阱,不是一張現代文明俱樂部的邀請書,中國反倒能安於穿T恤和草鞋,理性而克制地留在大門外,因為溫家寶明白,加入了 G7集團,就不可以亂改誓詞,就必須按照「帝國主義」強權定下的規條辦事,中國沒有像長毛一樣造反的本錢。在這方面,長毛雖然遭到親中勢力大罵「滿頭蝨子的流氓,居然混進尊貴的立法機構,也不撒泡尿照照」,居然還為所欲為,自得其樂,確實是身在福中而不知福。 

如果毛澤東是中國百年現代化過程的癌症,長毛只是一個小小的良性腫瘤。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4年10月10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41010/4362055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紀念中國文人的一個失傳行業

紀念中國文人的一個失傳行業

0

中國四川地震,湧現一批當代「地震文學」,其中尤以山東省「作協副主席」填詞《江城子》,有「十三億人共一哭,縱做鬼,也幸福」的奇句,引起大陸輿論譁然,紛紛質難中國的文人,靈魂墮落成何等田地。
 

「幸福」一詞,在這位中國文人的筆下,有了全新的定義,就像英國小說家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極權社會規定的「新語言」( Newspeak)一樣,在四川大地震之中,依照當前「多宣傳光明面」的國家政策,全球華文傳媒,是不是應該「統一」到這首地震新詞的「口徑」上:不要再說「地震死難者近八萬人」,而應該改說:「地震把近八萬人給『幸福』掉了」。
中國文人在帝王政治權力的磁場之下,不但容易失語,還會誑語,文人不可以「從政」,這是另一個理由,中國六十年代的文豪郭沫若,是國家級的祭酒,平時也只限於替毛澤東本人拍馬屁,毛澤東坐飛機,郭沫若說「窗外一個太陽,窗 一個太陽」;毛澤東出版選集,郭沫若作詞,誇讚「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但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毛澤東和四人幫有御旨:「不管東震西震,不可以 淡批鄧」,郭沫若畢竟沒有配合,讚美唐山大地震給「幸福」掉的二十五萬人,是「毛主席」下一回合準備鬥爭閻羅王的先鋒部隊,今日中國文人的「成就」,確實超越前人。
中國文人在權力面前除了意淫報國,還擅長攀權犯賤,這也是一種中國 DNA。然而賤到甚麼程度,則視乎中國文化的處境。文人不一定要淪為「文奴」的,在文化豐盛的太平時世,文人可以成為「文僕」,有一個典雅的名詞,叫做「清客」。

 

中國的清客,和公司的秘書一樣,工作職責( Job nature)有時很曖昧。舊時中國家庭宏大,妻妾成群,父權社會,要把長子嫡孫 導好,準備繼承權力,乃有清客盈門:為老太君祝壽,替老爺升官辦賀宴、姨太太清堂會會少奶奶打麻將,都少不了清客的一份,時至民國的公館,清客的派場,除了主僕賓客,滿屋 黑壓壓的人,還有一夥清客。
 

清客做甚麼?紅樓夢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是經典的一幕。這一回講賈家出了一個王妃元春,回娘家省親,為了謝恩,賈府專門蓋了一座園林以誌其慶。工程完成了,園林本該由王妃親自題字,但貴為王妃的父親賈政,思慮甚深,他想先打一重底子,再請元春來品題,清客在這 ,就派上了用場:

「眾清客在旁笑答道:『如今我們有個愚見:各處匾額對聯,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名。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字,虛合其意,擬了出來,暫且做燈匾懸了,待貴妃遊幸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
 

眾清客揣摸賈政的心意,恰到好處,文人的職責,是說出主人心中想說而又不便說出的話。這一回的主角是寶玉,賈政嘴巴上請一眾清客來題字,其實還有一重心思,是想試一試兒子的才華。清客是用來考一考兒子的,作者曹雪芹在此點明了清客的政治任務:「原來眾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功業進益如何,只將些俗套來應付。」
 

這就是文人「擦鞋」藝術的精湛之處:眾清客不必商議,一早就有了默契,把自己的水準踩降三級,拋磚引玉,抬舉寶玉的不凡,品題風景,胡亂想出一些,目的是要令賈氏父子歡顏大悅。
紅樓夢筆墨之間,人情透澈,世局縱橫:為甚麼這夥清客,跟 一起遊園?為甚麼是「一眾」,其中就沒有一兩個特立獨行,成為賈政的智囊顧問?其中有中國政治的大學問。

 

清客就是文僕,幫閑湊趣,錦上添花,逗主人一個開心不夠,還要一起酬酢贈興,元宵中秋,壽宴醮禮,如果沒有一眾清客,何等枯燥無味。豢養清客的道理在於此。
 

紅樓夢的榮寧二府,榮國府比寧國府得勢。榮國府的精神領袖是賈母,但女人畢竟是外姓人,實權在兩個兒子手 ,次子賈政更爬過了長子賈赦的頭,成為榮國府真正的統治者,因為他的太太王夫人,也出身達官貴門──對,一張門當戶對的姻親表。在舊中國的官場,就等於今天商場上的哈佛 MBA證書。誰的權力大,誰的清客多,圍 賈政的清客,肯定比在賈赦身邊有出息。
 

清客只講好話,絕不討厭;不必具有清晰的面孔和獨立的人格,因為他們從來都自甘為配角。紅樓夢 有名有姓的清客,是賈寶玉身邊的人,一個叫詹光,一個叫單聘仁,曹雪芹編這兩個名字,跟所有清客開了個諧音的玩笑。但是,清客也不是搬凳子吹喇叭的龍套──那是奴僕做的,一聲敬稱「老世翁」,暗地 在自己腳下加了塊墊子,拉近自己與主子的差距,令兩者看似平等,而基於這虛假的平等,清客拍的馬屁就比一般不識字的奴僕的馬屁香。
 

此一細節差別,是中國官場臣奴之間一片消失了的灰色地帶:不一定要做賢良忠臣,也不一定要做小人奴才,如果還想保持一點點殘餘的人格,大可以做一個清客:報喜不報憂,只聽話不駁嘴,工作是陪皇帝賦詩唱酬、聽戲習琴、騎馬射箭、講笑話猜謎語,只憑一點口才和情趣,不僅穩守官位,還可以步步高升,如宋徽宗的高俅, 隆皇帝的和珅。

依附權貴是生存之道,中國自古皆然。在戰國時代稱為「食客」,聽上去很難聽,但飯不可白吃,食客往往要出謀獻計,孟嘗君養食客三千,有幾個會雞鳴狗盜,看似品行齷齪,卻在關鍵時刻派上用場,結果救主一命,立下大功。能文的食客等同幕僚,能武的食客即為刺客,但清客比他們都高明,他不必出謀劃策,也不必捨身犯險,就能白吃白喝。
 

因為清客的「入職要求」一點也不低,清朝人總結出十樣要訣:「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銜,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在紅樓夢 ,賈政的清客很會說話,又會察顏觀色,「在適當時候,做適當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賈政罵寶玉,他們趕緊打圓場;賈政要賣關子,他們故作驚奇;賈政需要喝采,他們立即鼓掌,服侍得主子妥貼舒服。
 

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果有選擇,是不必當文奴的,做一個清客,也會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佳話。辛棄疾是愛國詩人,一樣寫過擦鞋作品,為宋朝的一位叫韓南澗的尚書(相當於政府部長)賀生日:「況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清晝。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綠野風煙,平泉草木,東山歌酒。待他年整頓 坤事了,為先生壽。」應酬之中,有言志自高之意,一點也不肉麻。

0

今天,經過巨大的變遷,中國不但沒有幾個知識分子,連清客這個中國獨有的行業,也已成為陳 。英國的阿瑟王有圓桌武士,與國王一同吃喝,為國王效忠,中國的清客,已經缺乏了圓桌武士的獨立性格,清客絕 ,文奴遍地,中國的文人也要吃飯,靠攏權力,為了吃得好一點,可以理解,但畢竟要講究一點端莊的吃相。《江城子》這個詞牌,因蘇東坡悼念亡妻而著名,今日經山東這位當代文學家一新填,從此蒙污,但中國文化中慧質蘭心的情操,早已經「革命」殆盡,今日多一個文人,向地震的「幸福萬人坑」上笑嘻嘻吐一口痰,也不算甚麼大災難,只是一個荒誕的時代,一支充滿黑色幽默的小插曲。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8年06月22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0622/11262333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激情不是氾濫印行的鈔票

激情不是氾濫印行的鈔票

0

今年五月,是法國學生運動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五月六日,法國大學生在巴黎拉丁區遊行,與警方衝突。法國學生向警方擲石,警方還擊以催淚彈。法國的「一九六八」( Soixante-huit)成為現代史的一個名詞:激情、浪漫、理想。法國年輕人想掀起一場革命,推翻右翼的戴高樂政府。「紅五月」造就了法國政治、藝術、文學的新氣象,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紅五月」的主角,是法國的憤怒青年。他們為甚麼憤怒?因為六十年代是一個激情的世代:越戰、拉丁美洲革命、搖滾樂、馬丁路德金的人權運動。

 

參與「紅五月」的法國新世代,有的在戰後出生,更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生,他們還記得納粹掀起的戰禍,深以法國投降希特拉的維希政府為恥。一九六四年,美國柏克萊大學校園最先爆發示威,然後蔓延到歐洲,西方的學運,以法國的紅五月為最矚目的焦點。因為法國不止學生運動,還有工人大罷工。學生幾乎與工人聯線,掀起一場革命。
 

總理龐比杜答應增加工資、縮短工時,在最後關頭化解了工運。工人關注的是生計,學生卻沉迷於理論。工人覺得學生只是一群喜好空談的精英,學生也漸嫌工人粗俗,戴高樂當機立斷,宣布提前大選,激情開始消退。
 

法國的「紅五月」,英美的大學生爭相仿效,演變為反越戰風潮,間接促成美國自越南撤軍,直到赤柬的滅族屠殺,中國「四人幫」被捕,「紅五月」的幽靈才煙消雲散,然後是列根和戴卓爾夫人相繼執政,西方的右翼新保守勢力登台。八十年代「優皮一族」在華爾街登場,世界進入網絡新紀元。法國的「紅五月」為西方的左派社會運動奠定根基,還影響了史匹堡、盧卡斯、哥普拉一代荷里活的獨立製作新進導演,還有總統克林頓的黃金八年。

紅五月的激情,是法蘭西民族的基因。「紅五月」繼承了巴黎公社和法國大革命的精神,而法國人的激情,每次都由年輕人推動時代的進步。「紅五月」的歷史記憶,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的領袖,都是死在斷頭台上的年輕人;激進的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 Maximilien Robespierre),死時三十六歲;丹東( George Danton),死時三十五歲;丹東的左右手狄慕倫( Camille Desmoulins),死時三十四歲,還有追隨羅伯斯庇爾的一個門生聖如斯( Louis de Saint-Just),死時只有二十八歲。這夥革命家,才是不折不扣的「憤青」,他們以提倡自由、平等、博愛開始,在群眾的暴力行為之中,亢奮漸漸喪失理智,不但屠殺皇室貴族,發展到取締天主 ,滅絕所有的異見者,但是法國大革命的年輕激情,無人可以否認,開創了一個叫「現代」( Modern)的時世,歐洲的現代史都以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開始。
 

法國人的激情,從不濫用,激情釋放出來的時候,都有令人類歷史改造的能力。「紅五月」正是想繼承法國大革命的激情,但法國大革命湧現了憤怒青年的魅力領袖、小資產階級與工人、失業流民聯合,「紅五月」的大學生不但無法與工人連線,本身也拉雜成軍,群龍無首。即使如此,法國的「紅五月」四十年來餘威尚在,創造了一個世代的思潮和文化。
 

中國的「憤青」一族,藉奧運「聖火」之名鬧事,圍攻家樂福、企圖發動「五一」抵制法國貨,卻輕易為中國政府壓下,在同樣玩激情玩了二百年的法國人眼中,未免有點貽笑大方。

法中兩國近世關係友好,其中不無法國人欣賞中國激情的心理──中國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師承俄共,俄共受馬克思 發,馬克思受到法國大革命鼓舞,因此法國人把中國的憤怒,有點視如己出的惺惺相惜。中國「六四」後的學生領袖流亡海外,法國的米特朗政府伸出同情之手,接收庇蔭最為熱情。一海之隔的美國,相形即態度冷淡。沒想到這一次,大陸「憤青」的怒火燒到法國人的頭上,而且如同反美和反日的情緒一樣,不但照例三分鐘熱度,而且背後並無人權和自由的理想為動力,只有歐洲,視為極右的民族主義情緒。法國人搞不清楚中國人的「激情」到底有甚麼內涵,由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六四到最近的「護聖火」,中國式的激情有點像濫印的紙幣鈔票,一次比一次廉價、中國的「憤青」,即使都是年輕人,不但沒有羅伯斯庇爾和丹東之類的人物,也看不見「紅五月」的盛景。中國的「憤青」行使的是一種「偽激情」,他們很可憐,只是工具,無從為自己改變命運,與法國人的激情相比,中國的「憤青」從來不是、也不敢做自己的主人。

0

這就是法國紅五月四十周年的歷史意義。法國人畢竟是真浪漫、真熱血的激情男女,他們的血液 有創意,沒有奴性,法國「紅五月」雖然政治失敗,但也獨領風騷,四十年來,造就了歐美的一個現代的文藝豐收季。「憤青」有真有假,法國的「紅五月」,當然不如 LV一樣,今日不為崇尚物質的中國消費者所知,但重溫法國的激情二百年,就知道激情不但如梵谷的向日葵,是創意的元氣,而且原來還是一個浪漫的品牌。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8年05月11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0511/11093061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反種族歧視條例是自埋的另一顆地雷

反種族歧視條例是自埋的另一顆地雷

0

立法會通過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規定政府和私人機構的僱傭、 育、服務等六大範疇,不可以有種族歧視,交通工具、醫院、食肆,都要有外文繙譯,令人懷疑,政府和立法會,是不是想繼「八萬五」、「母語 學」、「副學士」之類的假大空政策之外,再為香港的未來埋下一個更大的政治地雷?
 

香港特區政府想消除種族歧視,最有效的辦法是由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本身做起。香港的印巴少數族裔,許多三代之前已經來香港定居,約有七八千人,在香港主權移交前曾經向英國申請公民權不果,卻又無法返回印度和巴基斯坦定居,根據《基本法》:特首、立法會主席、司局級官員和廉政專員等其他「主要官員」,都應由「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印巴裔香港公民,為何沒有一個能出任特區政府的司長、局長、副局長、政治助理?
 

因為《基本法》的這一句:「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滿二十年並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就是帶有種族歧視含義的條文。一個香港永久居民,如果在外國沒有居留權,可以是華裔,也可以是印巴裔,但強調是「中國公民」,則必然是「只有華裔」,因為一個在香港出生的印巴裔公民,如果想去中國大陸,一定要以外國人的身份申請簽證,而不是憑「回鄉證」北上入境。
 

因此,《基本法》 的「中國公民」,雖然沒有講明是「華人族裔」,以回鄉證的標準,「中國公民」的定義就是所謂「炎黃子孫」,也就是以種族劃線。香港特區政府的投資推廣署署長盧維思,本來是英國人,在英國出生,在香港居滿二十年,但已加入中國籍,應該是「中國公民」。要帶頭消除種族歧視,特區政府理應率先把盧維思升為局長、司長,甚至令盧先生成為下屆特首的「候選人」之一。然而以今日的氣候,人人皆知這是不可能。為甚麼不可能?這是一種人同此心的廣泛感覺,此一感覺,就是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既然是一種內心深層的感覺,也涉及人的心理動機,為一項連測謊機也無從偵別的動機來「立法」制止,就是相當幼稚的行為。美國也有反種族歧視的法律,法律規定不分種族,同工同酬,但僱用一個黑人與否,權力仍操掌在僱主手上。五個應徵者,三個是黑人,一個是奧巴馬式的黑白混血,一個是白人。僱主請了白人,不必交代理由,另外四人控訴種族歧視,聲稱彼此學歷都一樣,但僱主可以說:白人那個應徵者,對答時的說話更為流利,眼睛流露堅毅的神情,容貌更為自信,凡此種種俱與他的膚色無關。
 

一個黑人在地鐵上坐下,旁邊的白人以手掩鼻,馬上起身走避,也曾經受到控告,指白人嫌黑人身有異味,不屑與之同座。然而,以手掩鼻,不一定是「嫌臭」,也可能是其本人傷風,想打噴嚏;馬上離座,因為下一站就要趕下車。此等案例,在生活的衣食住行不知凡幾,完全無法審判。然而香港一旦立法,必然有無數這一類的司法訴訟,而且提訴人許多是窮人,請特區政府撥出一筆巨款,準備讓法援署資助打官司。
 

北美洲的國策,是「種族文化多元社會」,香港由開埠起,居民即以華裔佔百分之九十八。香港在殖民地時代,公然種族歧視,一切皆在不成文的習慣之中,華人不可能做布政司、保安司,但華人在歧視之下發憤創業,香港這個「經濟奇 」,以種族歧視為基礎。
今天香港不再是殖民地,卻不等同可以隨便為反種族歧視立法。華人天性自私,不善創新,最擅長畏縮自律,一旦把「鬼佬」、「阿差」列為種族歧視語言,卻又界定模糊,指「如果沒有惡意的謾罵,就沒有問題」,全香港的電視、電台、電影和傳媒人,都必然會一層比一層向下自我收緊,官僚意識所至,寧願做到絕對的淨化,也不想負責任,如同電影《鐵達尼號》裸體寫生的那場戲──在戲中明明沒有色情的戲境,只見露點,就要刪剪,香港只會變另一個新加坡,付出言論、創作、表達自由的代價。

種族歧視是一種複雜的意識形態,需要在歷史、宗 、人類學、心理學、藝術、交通史等各方面通達深厚的知識。以香港今日的民智水準,包括政府高官、政黨議員,許多學者 授等,說句坦率話,還遠遠沒有表現出討論這個文化大問題的入門資格,盲目追隨英美,昧於西方的種族衝突史,對東西方文化一知半解,反種族歧視條例,在西半球國家,即使是好東西,橘越淮而枳,搬來香港,倉卒立法,像一百五十年來無數移植的西方理念一樣,變質而製造內耗和無聊的紛爭,是必然的結果。
 

消除種族歧視,只能先由漫長的 育開始。例如:香港人歧視印度人,但又對印度的文化懂得多少?香港的「阿差」是甚麼種裔背景?佛 由印度傳入,印度有中國人不享有的議會民主,印度知識分子的英文比英國人還流利,印度的電腦高科技位於世界前列,印度人珍視自己的文化傳統,如音樂、雕塑、建築,論種族歧視,印度人看不起中國人,比中國人歧視「阿差」更有理由。讓香港人深入了解印度,就不敢歧視了,但香港有幾個印度的文化學者專家?香港有沒有在中學加開「印巴文化學」的資源?
 

不從根本入手,只知「立法」,只會在最膚淺的層面,釀生最無聊的口水戰,包括李小龍醜化日本人形象的《精武門》,就應該全港禁映。種族歧視源於情緒與無知,正本清源,是深廣兼備百年樹人的 育,而不是弊大於利三讀旦夕的立法。

0

然而不知何故,香港特區政府總喜歡為未來製造紛爭和麻煩,埋地雷已成習慣,就如十年之後,當初全港唱好讚美的「八萬五」、「母語 學」、「副學士」等理想政策,俱一一成為豆腐渣,愚庸無知既是一個社會的 DNA,多為自己埋一兩顆地雷,也是很有趣的事,無傷大雅。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8年07月20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0720/11371470

陶傑文章

星期天休息: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終極困局

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終極困局 

0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因挪用公款被查,泰國前總理他信也因貪污倒台。民主選出來的領袖,有時是選民沒有眼光,有時根本是沒有幾件好貨選得下手,選出一個貪污犯時有所聞,但民主的好處是台上的人貪瀆而不稱職,時限一到,必須下台。而且如果司法相對獨立,任內的貪污必受追究,即使把國家資產轉移給子女,也確保其禍延子孫,下一代一起蒙羞。
 

陳水扁身敗名裂,不足以證明民主普選的失敗,因為民主同樣也產生廉潔不貪的馬英九。陳水扁的金權醜聞揭發出來,公義伸張,民怨有所宣洩,馬英九的民望也上升而得益,民主的意義不在於保證能選出好人,但可以監察壞人,一旦濫用國民的信用做壞事,一定沒有好下場。
 

香港特區政府遭遇管治危機,因為既無普選,民意的渠道就會堵塞。香港如果沒有民主,本來沒有問題,只須滿足兩個環境條件:第一是政府擁有對民意的準確判斷;第二是政府有正確的強勢,第三是人民的要求不高。
 

前殖民地時代,這三點都基本做到。前英國殖民地政府是一個外來政府,香港以武力奪來,異族統治,在政治的道德上不合法。但殖民地政府對民意的判斷很準確:五六十年代,難民遍地,大陸封閉,香港人的要求不高,只要吃得飽、有一片地方安身。殖民地政府維繫正確的強勢管治,建立廉潔的公務員團隊,鼓勵上海和潮州南來的實業家興辦紡織、膠花、玩具實業,英國代為在歐洲打拼出口市場,難民變為廉價勞工,勞工可以積聚資本當小老闆,小老闆可以變身為大亨,經濟的脈絡暢通,社會的氣氛自由,市民安逸於溫飽,造就香港奇 。

今日的香港特區,民意無法在一個民主公正的立法會通達體現,又因地產壟斷,經濟的脈絡不暢通。香港人今天創業很難從小企業做起,因為昂貴的租金扼殺了任何萌芽的企業生機。一波小業主捱不起貴租倒閉了,又有另一批不知死活的新老闆想做弄潮兒,結果是地產的汪洋把小業主一波接一浪地吞噬掉,殖民地時代社會向上爬的階梯,基本已經塌毀。
 

貧富懸殊甚麼時候都有,懸殊其中有階梯,社會有希望;沒有了階梯,社會動盪。香港十年以來,最大的問題是社會的不公義結構已成:地產商堵塞了經濟血液的脈絡,普選要等到二○一七年才「起步」,則民意的管道也在一個結構奇特的立法會中無從流通。政府如何維持正確的強勢?即使公務員,一九九七年之前入職的享有長俸和子女留學的 育津貼;一九九七年招聘的,待遇低了一等,許多是短期合約,沒有長俸,津貼也少了許多。「梁展文事件」是舊時代的公務員在新時代又享受了一切好處,連新一代的政務官也大感不公,公務員士氣受打擊,行政主導又如何維持?

否決普選,中方眼前勝了一仗,但麻煩的後遺症卻由香港特區政府長期承受。殖民地時代,香港的工商利益階層沒有辦法向倫敦唐寧街告港督的狀,也無法在英國投資,親近英國首相與工貿部大臣,從而繞過港督,獲得甚麼第一手消息,上議院沒有爵位分給他們,港督可以在沒有民主的前提之下,準確掌辨民情,維持有公義的強勢行政管治,這些才是種種香港當日賴之以繁榮安定的優勢,今日已經不復存在,因為香港已經接入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文化的傳統。

加上香港人的要求高了:連中國奧運精英來香港表演,特區政府派贈門票,輪不到的市民,會大罵政府,而政府也把一萬張門票扣起來,分給許多特權人士。一個弱勢政府,越受既得利益的各路勢力掣肘,越無法實現「公義施政」,本來民主可以有效促進公義,或至少阻嚇陳水扁和他信之流在台上濫權的不公,但這條路也堵塞了,香港遂成為全世界一個四不像的地方:民主不民主,獨裁不獨裁,行自由市場之政則助長地產的經濟壟斷而擴大貧富懸殊之不公,行開倉派米之舉又怕陷入社會福利主義的死路。民意的訴求無法展達,只有在一個民選議席有限的議會塞進最激進最對抗的草根人物,但政府為了打壓,則更須倚仗「功能組別」許多不稱職或自動當選的貴族,另加保皇政黨回頭勒索、上下其手,民粹更向街頭爆發。

0

今日香港外逢國際通脹的風雨,內有一個畸形制度的內耗扭曲,十年實驗,落入了一個政經的怪圈,無論誰做特首,香港都走不出這個怪圈,這不僅是香港人和特區政府今後須面對無了期的陣痛,其實也是中國在誤解和排斥民主之下的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終極困局。

 

陶傑《星期天休息2008年08月31日》

 

點擊->[這裡]<-,重溫更多陶傑經典文章!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080831/11541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