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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戴妃陰魂不散 -陶傑

戴妃陰魂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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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妃戴安娜車禍橫死二十年,英國民間對這位傳奇女子的死因和生平興趣不減。

還記得當時被指醉酒駕駛的中年司機尚保羅嗎?他八十五歲的父親最終開腔:在車禍之後,他的兒子的死因,蘇格蘭場一名高級警員親口告訴他,戴安娜是被謀殺的。尚保羅的老父說,這句話令他困擾二十年,他只想死前知道兒子因何而死,但看來這個願望不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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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以陰謀論判斷王妃是死於謀殺,惟此案其他的疑點極多。首先,尚保羅並無喝醉酒駕駛的習慣。他的父親力證:他是一個可靠忠實的人。此外,車毀人亡的那輛平治,行車紀錄顯示曾經三次撞車,維修三次。接載王妃和情夫的一輛汽車,怎會有如此紀錄?司機如果酗酒,又怎會得到埃及富商杜迪的信任?那天的晚上,尚保羅在哪裏喝酒?因何而飲?因何醉酒仍要堅持開車?這一切二十年來都沒有交代。

王妃之死雖然有疑點,但疑點不是證據,證據可能要在三五十年後才披露。人類本性多疑,喜歡刺激的故事,所以陰謀論流行:沙士病毒是生化武器、美國阿波羅號從來沒有登陸過月球,而登月片段是電影大導演寇比力克在片場的秘製;得到獎賞,他拍了《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美國總統奧巴馬是穆斯林,而且是秘密的共產黨員。外星人正在地球行走,而且活在你和我中間。

陰謀論激發無數的想像與話題,即使在中產和專業之間也很流行。茶餘飯後談論,無可厚非,事後一笑置之。但若真正相信,則變成愚昧大眾。

關於香港的陰謀論也有不少。例如指港督府地底有一條秘道向下直通滙豐,因為滙豐有一座金庫,一旦中國派解放軍侵略香港,港督可以和滙豐大班在秘道匯合,將金條火速運走,以策安全。

此一陰謀論在中環盛行多年,後來被拆穿:港督府確實有一個藏酒的地窖,但並無秘道內通滙豐。如果有,港督楊慕琦在太平洋戰爭之中,應該可以與黃金一齊轉移。

況且滙豐銀行裏的金條怎樣由秘道運送?地洞是否可以內通停泊的皇家潛艇,港督和滙豐主席不必重新返回地面,就在秘道通往海底的水道中,神不知鬼不覺逃遁?如果有潛艇,怎樣進入維港而且剛好泊在皇后廣場?還是秘道繞一個角度,向右接通添馬艦?相信陰謀論的人,不會過問細節,而細節往往就是陰謀論的死門。

甘迺迪被殺則有種種細節的陰謀論,解釋得好像天衣無縫,唯有這一宗是眾多陰謀論裏最有機會成立的,因為人物眾多,網絡繁複,而且美國政府一直沒有否認,可謂世界百年陰謀論之王。

戴妃是否死於暗殺?表面支持的理由實在太多。一嫁入王室就不安本分,想擁有王室名號,同時也擁有平民般的自由。加上天生麗質,自幼被周圍的讚美包圍,又沒有讀過大學,只教過二年幼稚園,如此天真爛漫的性格,不夠成熟,實無法擔當人生巨大的挑戰。

換一句中國的老話,就叫做「無福消受」。命運很奇怪,有的人中了六合彩多寶獎金,一下意亂情迷,胡花亂霍,很快就敗光變回窮光蛋。英國一名三十出頭的男子,患了淋巴癌,最近終於戰勝癌魔,與太太舉行慶祝,在懸崖邊野餐,樂極生悲,不幸掉下懸崖。戰勝了癌魔,卻戰勝不了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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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死在任性,但查理斯性格不合也是主要原因。王室裏偷情不是什麼新聞,但不要過分。戴安娜後來情迷伊斯蘭的男子,結識一個醫生,後來棄而轉投哈羅百貨公司的太子杜迪。杜迪的父親法耶德,是英國內政部長期監控的對象,雖然收購了名店,但一直不獲英國籍,懷疑他與中東軍火交易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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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家勢,戴安娜如果聰明,理應退避三舍。但她太天真了,而且不懂政治。或許她是另一個「我討厭政治」的犧牲品,一生追求愛情浪漫和自由,但豈知你討厭政治,政治卻愛上了你,許多人就是這樣糊裏糊塗做了歷史的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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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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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千禧門檻一回首 -陶傑

千禧門檻一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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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有一個「國際兒童電影節」,上映幾十年來外國的著名兒童片。

其中一齣法日荷三國合作的長篇卡通《紅海龜》,是兒童電影節開幕之作,結合了法國日本含蓄的品味,歐洲西方的人文主題,對於三歲小孩可能深奧了一點,但對親子教育卻是一節課堂裏上不到的課。

全片沒有一句對白,講一個人海上沉船,到了一個荒島,像魯賓遜一樣艱苦求生。屢遇挫敗之後,他心情鬱悶,竟然殺死了一隻爬到沙灘上的紅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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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龜與這位魯賓遜無冤無仇,為什麼主角要將牠殺掉?電影沒有交代明顯的理由,他只是怪他逃生的失敗,歸咎於一隻紅海龜帶來的噩運。

此一謀殺令觀眾對主角的同情轉為厭恨。然而主角馬上知道自己做錯了事,對紅海龜的屍體懺悔。此時奇蹟發生:紅海龜變成了一名死去的女子,而且因他的懺悔徐徐復活,醒過來之後與他戀愛,並生了一個孩子。

《紅海龜》的故事很荒誕,前面寫實,下半部變成神話。紅海龜象徵了救贖,只要對上帝懺悔,罪行可以原諒。

今日東亞的下一代太過受驕縱,小孩做錯事得到呵護的父母過分的原諒,以致不知犯錯,在小王子小公主的路上愈走愈遠。

殺掉紅海龜沒有理由,只是莫名其妙的一股與生俱來的獸性的破壞。《紅海龜》這部戲上承聖經亞伯和該隱的故事,將人類的原罪表達得很深沉。父母帶子女看這齣戲,要向他們解釋西方文化,尤其耶教文明,何謂贖罪的意義。

另一齣是剛逝世不久的喜劇演員真懷德主演的舊版《朱古力工廠》,比起尊尼迪普的特技新版。我比較喜歡舊的一齣。舊版有插曲,警世兒童不要看太多電視、不要貪吃零食、不要驕縱任性。四十年之後進入二十一世紀,此等警告更形迫切。

戲中有一場,一個縱壞了富家小孩跑進了電視機,被縮小成寸。朱古力工廠的主人說:這是沉迷電視機的人得到的懲罰。高科技吸榨了兒童一代純真的魂魄,令他們走進名為資訊爆炸、實為毒素四播的網絡迷宮。今日的手機網絡取代的電視機,《朱古力工廠》的主題是勸小孩多看書本,少看電視。這樣的警告,今日看尤為驚心動魄。

「國際兒童節」也有另一齣《逆光少女》。提醒兒童,第三世界國家還有許多貧困和飢餓的小孩,讓他們知道不要飯來張口,任由女傭和司機如宮廷般的照顧。此時中國大陸傳出以月薪一萬五千元全面輸入菲傭的新聞。中國的下一代已經驕縱非常,父母缺乏品格修養,總以為自己前半生做赤腳醫生,下放農村的悲慘經驗,不可以在小孩身上重複,有幾文錢補償自己童年的陰影和缺失。

大陸漸變成壞孩子的樂園。用心讀書的不是沒有,往往在農村或經受虎媽的填鴨教育,學十多種樂器,一心只想考進哈佛,光宗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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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兒童發生了巨大的心理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缺乏良好的兒童電影。《哈利波特》之類,不知道是兒童片還是恐怖片,迪士尼的《加勒比海盜》也有許多魔幻般的妖異恐怖場面。這一切看似是與網絡世界接軌,假設兒童在八歲前一切醜陋可怕的畫面都瀏覽過,網絡一代的兒童心理扭曲,早與父母隔絕,也就毫不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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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父母只欣賞小孩的「老積」,五歲的小女孩講出四十歲的師奶話。或者八歲的男童開口演講,像播放五十歲的小學校長的錄音機。又或者四位數字加減乘除十秒鐘心計神速,就受認為是天才神童。父母先走上歪路,小孩才踏入邪道。世上的事,有果必有因,好電影沒有了,英文優秀的兒童小說如Roald Dahl的作品,也都屬於二十世紀。一切美好的事物,回頭一看,原來都留在千禧年那道門檻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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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8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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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讀書精英新秀印象記 -陶傑

讀書精英新秀印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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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書展冒起一顆知識界的新星。聖保羅男女中學畢業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高材生盧安迪,轉往史丹福大學深造經濟。在社交媒體,此君知識空域廣闊,關懷的事物由美國政治到經濟,由數學到香港的議會民主,都發表了很精闢的見解。

盧同學只有二十三歲,在這個年齡有廣博的全球化見識,不要說在香港,在西方也屬罕有。盧安迪令我想起英國的保守黨後起之秀積及李斯謨(Jacob Rees-Mogg)。李斯謨在七八歲時已經看金融時報,十五歲已經懂得股票投資,他的強調強烈親傳統保守黨,而且立場很鮮明,一點不畏懼他人的批評而勇於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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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擁有知識的人不少,擁有學位的人更多。但在社會科學方面,敢表達清晰的觀點意見的,多因為恐懼「得罪人」,或所謂政治正確而漸成鳳毛麟角。盧安迪在普林斯頓和史丹福已經勇於參與大學政務,他目睹大學校園毫無理性的左翼分子氣焰高張,壓制言論自由,挺身予以抨擊。當左翼的學生想大罵他是法西斯時,卻因為他的亞裔身份而感到語塞。盧安迪雖然讀數學出身,曾獲大數學家納殊賞識,但他的觸覺和視野,卻超過了數學範圍,實屬難得。

盧安迪美國校園聯絡我,後來我才知道他很留意香港許多人的言論,或贊成,或反對,他多提出自己的觀點。擁有這樣的激情,是一項美德,因為這個世界欠缺的是敢講真話、勇於探索真相的人。

盧安迪在大學讀數學,對於大部分中產家長,讀數學如同讀哲學或藝術畢業,不會找到好工。但盧安迪以美國政治家麥迪遜為例:麥迪遜在普林斯頓數學畢業之後,改讀希伯萊文,畢業之後一度失業,這樣的「成就」以今日香港社會的功利標準是等於零。但後來麥迪遜卻做了美國總統,而且紐約一座大橋以他命名。

盧安迪說大學的教育,不能以畢業後第一份工的起薪高低而論英雄,要看以後這個人的成就和聲譽。但香港是一個很短視的城市,早年受到所謂九七大限影響,一切只衝死線,人人沒有明天。今日雖然闖過了九七長達二十年,但那種闖死線、無明天的惶恐,形成了香港人世代傳承的實用主義基因。

我不知道盧安迪在史丹福畢業後去向如何。希望他能留在美國至少工作幾年,因為社會和校園,又是兩個有點不同的世界。盡量不要接受香港的所謂投資銀行的高薪誘惑,我不想盧安迪一畢業就成為跨國西方投行以香港為橋頭堡、進攻大陸的一名買辦。在北京、上海或香港的中環,這種普通話人或操帶北京腔英語的人太多了。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直到科舉廢除的二十世紀初,科學知識沒有地位。上三代的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在聖賢的舊書堆從事訓詁,然後寫駢四儷六的古文。如此一千年故步自封的考試方式,終於在辛亥革命結束,然後中國人又從一個極端鐘擺到另一極:特別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迷信於理工科技,所謂「讀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從來沒有聽說過「讀好文史哲,賺錢搵筍工最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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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數學是理工科技實用學問之母,但香港家長又對純數學懷有矛盾,他們會為子女取得奧數金牌自豪,或希望生一個六歲的神童,能夠計出四位數字乘三位數字的心計需時五秒鐘。然而如果小孩讀純數學,父母會恐懼子女將來只能教書。但真正的數學世界,與其說是邏輯的高峰,不如說更接近藝術,因為要想像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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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書展,盧迪安推出他的第一本書,講美國的教育制度和經濟社會。其中並無僵硬的拋書包,一切是一名年輕的學生讀書自然的心得。他是DSE第一屆畢業生,香港特區政府應該以他為DSE代言人,證明這個制度至少一件成功的試驗品。盧安迪的初步成功,到底是因為DSE打到的基礎,還是美國教育的加工所導致,這一點我不太肯定,只能留待將來的專家研究一番後再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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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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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變了色的倫敦 -陶傑

變了色的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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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接連爆發恐襲,嚇得香港中產階級家長面青唇白。此時正值許多港孩學期中斷休息,由寄宿學校放出來十天,許多香港學生到了倫敦玩或寄居在監護人家。

香港則有一羣富有子弟,準備去倫敦看足球。其實一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即使三五個月一場恐襲,死十數人,或然率也非常低,但傳媒的影響力巨大,好像那邊隨時天塌下來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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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在倫敦生活過的人,也不知是怎樣走過那段愛爾蘭共和軍放炸彈的日子的。一九七二年英國與北約談判決裂,愛爾蘭共和軍宣布發動戰爭。IRA放炸彈盜亦有道,會在炸彈爆炸前一兩小時先打電話給警方。他們不會以平民或小孩蓄意為暗殺對象,多半是有警察和英軍駐守的地方。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隨着英軍在北愛爾蘭加強掃蕩,IRA也顧不得了,開始在平民地區放炸彈。

八十年代末我工作的地方步行十分鐘有一家酒吧,叫做「賽撒思的玫瑰」(Roses Of Sussex),幾天前我剛在那裏吃過便飯,與同事喝了一杯酒,幾天後愛爾蘭共和軍在那裏放了一個炸彈,炸死兩個人。再走過時候,發現酒吧外有一堆玫瑰花。

但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不會太大,而且有底線,也不會開着汽車亂撞。單倫敦一城市就有五六百個攝錄機,但對於心血來潮,乘汽車亂撞行人的兇徒,六億個攝錄機也是徒勞。英國政府只在網絡監控敏感字眼,例如「炸藥」、「襲擊」一類字眼一旦輸入,即刻引起注意追蹤。所以香港的留學生在那邊上網不要亂來,輸入一些字眼可以令你遣解回香港或畢業後終身不獲僱用。

但問題來了:阿拉伯裔移民用阿拉伯文溝通,而且改用密碼或潛入電子遊戲的羣組裏通訊,就令軍情五處監控加倍困難。首先英國本地白人缺少懂阿拉伯語的人才,第二需僱用少數族裔,但有一個信任問題,萬一監控他人的人,自己也是那個組織裏的一個細胞?所以屋漏兼逢連夜雨,史諾登又在這個時候踢爆了英美入侵電郵和電腦私隱,造成自由知識分子的抗議。在一個亂世,不犧牲一點私隱,如何確保戰爭的勝利?但即使多國領袖說過這是一場戰爭,英國的公民卻沒有打仗的準備。

英國的穆斯林人口沒有法國多,主要來自印巴分治之後的一九四八年。英國的殖民地版圖只有馬來亞和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國家。殖民地獨立後,馬來人沒有移民來英國,但因為印巴分治,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對向遷徙,那一次就死了一百萬人,大部分英國的移民,五十年代之後即來自印巴兩國。今日英國中部的一些城市如伯明翰、李斯特、盧敦、伯拉福,基本上已經不能進入,也無法居住,因為已經成為南亞城市 。

倫敦則選出了一名穆斯林市長。雖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卻都是穆斯林,信奉同一本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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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大愛包容,講是一套,英國社會種族歧視嚴重,到了僱主手上,三個人來求職,一個白人、一個黑人、一個印巴裔,同一樣的學歷,僱主請的是誰?如果你易地而處,選擇不也一樣?英國沒有法律判處一個僱主選用一個白人時的動機有沒有歧視,但那兩個沒有被僱的人,在社會流浪,領取綜援機會遠遠高於白人。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再文明自由,又怎能毫無節制地收納中東移民?麥克爾夫人一個人要領諾貝爾和平獎,將德國的前途當做向上爬的踏腳石。英國則不同:各大城市公共資源養一批社工和人權律師,他們用政府的錢,要為非法移民打官司,抗拒遣解。這些職業人士自然要滿嘴巴大愛、反歧視,喊着喊着,本來不相信的自己也相信了,因為這是他們的職業。社會太民主,福利太高,公共資源撥款一定先往基層。當所謂基層早已經轉換了顏色,也就是每年的福利必然有百分之五左右變成資助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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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此簡單的算術和常識,但今日的西方已經聾了、啞了、大腦不再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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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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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變了色的倫敦 -陶傑

變了色的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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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接連爆發恐襲,嚇得香港中產階級家長面青唇白。此時正值許多港孩學期中斷休息,由寄宿學校放出來十天,許多香港學生到了倫敦玩或寄居在監護人家。

香港則有一羣富有子弟,準備去倫敦看足球。其實一千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即使三五個月一場恐襲,死十數人,或然率也非常低,但傳媒的影響力巨大,好像那邊隨時天塌下來的樣子。

七十年代在倫敦生活過的人,也不知是怎樣走過那段愛爾蘭共和軍放炸彈的日子的。一九七二年英國與北約談判決裂,愛爾蘭共和軍宣布發動戰爭。IRA放炸彈盜亦有道,會在炸彈爆炸前一兩小時先打電話給警方。他們不會以平民或小孩蓄意為暗殺對象,多半是有警察和英軍駐守的地方。然而到了六十年代,隨着英軍在北愛爾蘭加強掃蕩,IRA也顧不得了,開始在平民地區放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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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我工作的地方步行十分鐘有一家酒吧,叫做「賽撒思的玫瑰」(Roses Of Sussex),幾天前我剛在那裏吃過便飯,與同事喝了一杯酒,幾天後愛爾蘭共和軍在那裏放了一個炸彈,炸死兩個人。再走過時候,發現酒吧外有一堆玫瑰花。

但愛爾蘭共和軍的炸彈不會太大,而且有底線,也不會開着汽車亂撞。單倫敦一城市就有五六百個攝錄機,但對於心血來潮,乘汽車亂撞行人的兇徒,六億個攝錄機也是徒勞。英國政府只在網絡監控敏感字眼,例如「炸藥」、「襲擊」一類字眼一旦輸入,即刻引起注意追蹤。所以香港的留學生在那邊上網不要亂來,輸入一些字眼可以令你遣解回香港或畢業後終身不獲僱用。

但問題來了:阿拉伯裔移民用阿拉伯文溝通,而且改用密碼或潛入電子遊戲的羣組裏通訊,就令軍情五處監控加倍困難。首先英國本地白人缺少懂阿拉伯語的人才,第二需僱用少數族裔,但有一個信任問題,萬一監控他人的人,自己也是那個組織裏的一個細胞?所以屋漏兼逢連夜雨,史諾登又在這個時候踢爆了英美入侵電郵和電腦私隱,造成自由知識分子的抗議。在一個亂世,不犧牲一點私隱,如何確保戰爭的勝利?但即使多國領袖說過這是一場戰爭,英國的公民卻沒有打仗的準備。

英國的穆斯林人口沒有法國多,主要來自印巴分治之後的一九四八年。英國的殖民地版圖只有馬來亞和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國家。殖民地獨立後,馬來人沒有移民來英國,但因為印巴分治,印度教和穆斯林人口對向遷徙,那一次就死了一百萬人,大部分英國的移民,五十年代之後即來自印巴兩國。今日英國中部的一些城市如伯明翰、李斯特、盧敦、伯拉福,基本上已經不能進入,也無法居住,因為已經成為南亞城市 。

倫敦則選出了一名穆斯林市長。雖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但所有的恐怖分子卻都是穆斯林,信奉同一本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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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大愛包容,講是一套,英國社會種族歧視嚴重,到了僱主手上,三個人來求職,一個白人、一個黑人、一個印巴裔,同一樣的學歷,僱主請的是誰?如果你易地而處,選擇不也一樣?英國沒有法律判處一個僱主選用一個白人時的動機有沒有歧視,但那兩個沒有被僱的人,在社會流浪,領取綜援機會遠遠高於白人。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再文明自由,又怎能毫無節制地收納中東移民?麥克爾夫人一個人要領諾貝爾和平獎,將德國的前途當做向上爬的踏腳石。英國則不同:各大城市公共資源養一批社工和人權律師,他們用政府的錢,要為非法移民打官司,抗拒遣解。這些職業人士自然要滿嘴巴大愛、反歧視,喊着喊着,本來不相信的自己也相信了,因為這是他們的職業。社會太民主,福利太高,公共資源撥款一定先往基層。當所謂基層早已經轉換了顏色,也就是每年的福利必然有百分之五左右變成資助恐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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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此簡單的算術和常識,但今日的西方已經聾了、啞了、大腦不再運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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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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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尚有一個沒報到 -陶傑

尚有一個沒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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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來愈多專家指出今日的世界像三十年代,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一切政治和經濟特徵俱備:華爾街大崩市、科技的飛躍發展、極端思想的盛行。就像地球氣候暖化厄爾尼諾現象,一場大災難即將到來。

但是今日的世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大的不同,就是那時已經有一個撒旦破土孵化而出,就是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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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希特拉是維也納美術院投考不第的一個三流畫家,但是他有美術家的浪漫和激情。如果希特拉的激情能轉化在藝術之上,或許野獸派會多了一位大師。但維也納美術學院沒有取錄這個學生──那個決定不取錄希特拉的美術教授無意中斷送了六千萬人的生命,而且一念之差,將世界送進了一座洪爐。

但是希特拉那時是許多知識分子的英雄。一九三九年,小說家湯瑪士曼寫了一篇散文,叫做《兄弟般的希特拉》,稱頌他是浪漫英雄。湯瑪士曼說:「即使我們不願意,也要承認希特拉擁有藝術家的氣質,是一個現象。」

小說家不知道的是,希特拉沒有梵高向日葵的才華,卻有梵高般自毀的瘋狂。這位撒旦年輕時就充滿對社會的憎恨。他在父親工作的地方,看見老工人在街上蹲踎,人浮於事,回家寫日記痛罵那時的德國是一個囚禁猴子的大牢籠。他喜歡華格納的交響曲,當鑼鼓喧天,蕭颯飛揚的樂章高潮,希特拉滿眶淚水,像在音樂的殿堂裏看見羅馬。

他在奧地利的一個古堡遇到一個僧侶,正在研究「改善人種」的生物科技計劃,其中包括多繁殖「優等的新人」,同時殲滅像動物一樣的低等人類。希特拉大為認同,眼睛充滿喜悅,就像列寧決定要殲滅所有的工業資本家,希特拉覺得從小要這樣立志。像毛澤東決定坐上皇帝寶座要殺光所有地主一樣,將來上位也要殺清猶太人。

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幸好今日尚無。普京、杜特爾特、金正恩等,或許都有當年希特拉的若干分之一,但希特拉卻是集古今狂人之大成。

當然,不必有一個人,只要有一股思潮便可,例如伊斯蘭國。但幸好伊斯蘭國羣龍無首,拉登已死,但美國總統特朗普,當然不是白左所妖魔化的現代希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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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核彈而尚未有希特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時間應該推遲。但希特拉之崛起,證明人的大腦、理性和意志非常脆弱。只要有一個不應上台的人上了台,不斷鞏固個人權力,清除異己,將身邊的敵人或戰友都幹掉,奴才包圍,權力高度亢奮,以為自己是上帝,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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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希特拉是一名精神病人。但今日的社會卻對極端精神病人充滿人道和同情,當中的界線在哪裏?正如正邪之別,許多人覺得模糊,我也不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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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6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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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星嶺上- 六七平反沒得雙梁 -陶傑

六七平反沒得雙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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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左派暴動,當時親中愛國這一邊叫「反英抗暴」,但到了今日,有關人等則「淡化」成「政治正確化」為所謂的「五月事件」。

既改稱「五月事件」,就沒有什麼大不了。什麼叫「事件」?街上的汽車撞死了一頭狗,狗主要跟車主理論,吵架了起來,吸引五十人圍觀,也可以叫做「事件」。若稱為「反英抗暴」,還有點氣壯山河,改稱為「事件」則顯得無甚相干,七百萬人的城市,天天都「周邊有事」。看在香港還記得一點歷史的人眼中,誰是誰非就已經十分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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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發生此一「事件」,實在沒有再爭論與正邪之必要。《明報》創辦人查良庸先生即是受害人之一。當年《明報》社論立論很中肯,只是呼籲香港英治政府有責任維持秩序,確保市民上班、做生意、生活的秩序正常。查先生反對大陸文化大革命的瘋狂,也沒有辱罵和批判一句香港的所謂左仔,立論理性,言調溫和,即被列為四大需要暗殺的「漢奸」之一。好在查先生好漢不吃眼前虧,即刻暫避南洋、並轉往瑞士短遊,以避風頭。

四大「漢奸」之中,好像只有查先生逃亡,因為查先生是文化人,懂得歷史,知道中國人一旦瘋狂起來,什麼手段都做得到。其他三人則是香港的銀行家和新界鄉議局主席,出於常識和保衞新界原居民利益,當然也支持所謂的港英鎮壓,但似乎鎮定。

今日看來,幸好此一「事件」由英女王的政府以常識和理性的角度,果斷解決了。如果當日真的按照這些人的願望而「成功爭取」得他們擁護的紅衞兵和解放軍收回香港,英國人當然能及早收拾包袱脫險歸國,餘下來的四大「漢奸」,必遭「民族紀律」亦即槍斃處決,然後一批批殺下來,殺地主、資本家之後,輪到殺高崗、彭德懷、劉少奇,不但霍英東和何東家族的後人會沒有命,恐怕最終連曾鈺成曾德成兄弟,也活不到今日。

當年的暴動是因為左派在澳門先以暴力奪權,深得勝利果實的滋味。早半年前,澳門的左派借口在氹仔修建小學遭到澳門葡國政府阻止,配合大陸的文革,即刻發動暴力奪權。葡萄牙人同樣不是省油的燈,使出了莫三鼻給和東帝汶維持秩序的手段,實行全島宵禁。有華人在騎樓探頭探腦,即遭街上的葡警開槍擊斃。

澳門地方小,共產黨動員能力高,葡國人又是沒落的昔日帝國,最好笑是左派發動愛國同胞,不使用葡幣,將現鈔掉進抽水馬桶捲走。我不知道當時有幾多人仿效,現鈔也從水廁沖走,可真是革命豪情萬丈。今日中國濫發鈔票,貪官的錢多得不得了,三數億現金隨時要收藏在地板底,成為頭痛的問頭。錢一多被中紀委捕捉又成為罪證,何不也仿效當年澳門的愛國同胞,也將令人發愁的太多的人民幣沖一點進廁所。

澳門總督嘉樂庇最終低頭,並在香港移師上演大幹一場。豈知英國人不吃這一套,戴麟趾很強硬,英國的工黨政府左傾,反而慌亂了一團,幸好戴麟趾不斷向國家陳以利害,殖民地大臣支持,才可以換來今日英國人留下的制度五十年不變。

政治的情緒有點不以理性決定。成王敗寇,今日換了五星旗,當年的左派受害人自然希望梁振英、梁愛詩等人予以平反,取消犯罪紀錄,但「雙梁」認為沒有商量,因為他們要聽命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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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習總書記很忙,對六七的歷史既不熟悉,也沒有興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梁愛詩和董建華都與當年「反英抗暴」的其中一個基地中華中學都有點淵源。校長黃祖芬是詩姑的舅父,也是董建華的母校。連董建華也不插手,可見政治之現實。相信六七要得到真正的「平反」,至少要等到六十周年則一甲子之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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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畢竟是冷酷無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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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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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摩星嶺上- 電影觀眾年紀太小了 -陶傑

電影觀眾年紀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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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進戲院看電影的觀眾,年齡進一步向低開。電影都好像拍給心智未成熟、十七八歲還整容、與一個小男生買一大包爆米花,依偎在雙人梳化座位上,半歎冷氣、四分三談情、四分一才注意劇情人物發展的邊緣商品。

電影隨時勢而遷就市場,拍到這個樣子,當然沒得拍了。不錯,人口是有十四億,數字永遠吸引,但近十年來,華語電影已經沒有一部再能打進奧斯卡提名,比起李安的《臥虎藏龍》(雖然這部戲嚴格來說是荷李活風格的華語電影),並無「明天會更好」的電影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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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觀眾不斷年齡開低,對於這個行業,當然是壞事。歐美電影的大明星俱年過半百,例如法國的依莎貝雨蓓,美國的梅麗史翠普,連姬蒂白朗芝也都不整容而早現魚尾紋。如果歐美電影觀眾平均年齡是二十一歲半,則Lady Gaga早在十年前已經躍登大銀幕,而不是由麥當娜去主演貝隆夫人。

理由很簡單:整個社會,包括中年和老年,加起來的人數一定比兒童和年輕人多。電影拍出來要「老少咸宜」,正如電視叫做Broadcast廣播而不是Narrowcast窄播。中國人社會的投資者慣於短視,而且迷信「年輕人的消費力最高」。或者在中國,戲院真是被廉價工廠的血汗勞工進去歎兩小時冷氣、睡大梳化的最佳時鐘賓館。但這樣一來,不如在銀幕上放廣告或陳年的電影,票價減收一半,好過每一部大片都投巨資。

可以武斷地說一句:凡好的電影,太年輕的觀眾都不會明白。《北非諜影》裏的一對男女,經歷了從前巴黎的一段情。和平時代美好的回憶,令一對舊情人在北非卡薩布朗卡的酒吧重聚,一句At Least We Had Paris,一半世紀成為銀幕不朽的第一金句。

《北非諜影》是給「曾經滄海」的成熟觀眾看的,正如柏楊的名言:「沒有長夜痛哭過,不懂得人生的真諦」。電影拍給爆玉米花和汽水、嘻嘻哈哈、手機短訊的觀眾,移磡就船,成績當然逐級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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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李活電影也有大量拍給大腦發育未成熟的美國青少年和第三世界觀眾看。《英倫浩劫》、《白宮淪陷》,乃至《生死時速》以及一大堆都不記得譯名的科幻怪獸天外來客侵略的億萬金元大片,都是拍給這等人看。劇情不必連貫,人物平面,觀眾只進場接受小腦條件反射的洗禮。

但是很奇怪,美國一切市場主導,但奧斯卡每年的最佳電影和導演,資本製作愈大,入圍甚而得獎的機會愈低。或大製作的戲如《雷霆救兵》,一定要有現在青少年覺得打呵欠沉悶的「冷場」。例如幾個大兵進攻城鎮之前,在橋頭休息時講的笑話。又例如片中美國軍方將殉職士兵的噩耗通知他的母親。這些靜止的片段,不適合嫌「節奏慢」的玉米花型小鮮肉觀眾。銀幕上的湯漢斯和畢彼特用高清銀幕也早已看出老斑和皺紋。中國電影觀眾的「視覺盛宴」是小鮮肉化和南韓整容的活體廣告,包裝着「正能量」和「中國夢」。

因為中國電影另有政治動機,要令青少年不要管社會現實的不公和醜惡。因此小鮮肉和俊男美女成為國家間接「維穩」的工具。當然如果我是他們也絕不介意,因為只要出場唱一首歌收兩百萬元人民幣即可。但中國電影業要收購荷李活,用這樣的「軟實力」誘以十四億人的市場,企圖吞下由差利默片以來一百年的西方電影文明則是癡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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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及,香港的專業中產階級如會計師、律師、中學教師,包括林鄭月娥,可以保證,多年來已經不看港產片和華語片,可能仍未死心的曾俊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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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市場愈做愈窄,投資者忘記他們認為小鮮肉們的青少年擁躉,對大銀幕最沒有忠誠,他們的首選是低頭玩手機,只不過玩手機的環境,通常是地鐵和街道,並無冷氣開放,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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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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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摩星嶺上- 陳美齡是理想人選 -陶傑

陳美齡是理想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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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有意延聘陳美齡來香港做教育局長,令全港媽咪歡欣鼓舞,都希望消息是真的。

香港母親的一代,剛好與陳美齡一同長大。有理由相信,在香港大學讀社工的林鄭月娥,七十年代初期一定是陳美齡的影迷。

陳美齡走紅,正值香港的日產電視機如東芝、日立、三菱,十五吋熒幕,進入彩色時期,打入香港家庭的時代。日本旅遊是新事物,每年一度的紅白歌唱大賽在無綫的新年錄影播影。陳美齡在香港唱着唱着,唱到了日本紅白站台,對於香港人,這是比李小龍還要威風的偶像──李小龍從美國回流,陳美齡則向日本外輸,不要等今日中國說要製造能向西方輸出的「軟實力」,未有成績,香港的陳美齡是第一位,然後才是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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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齡天生有日本氣質,出身香港中產,兩名家姊都很有成就,一個是麗的藝員主持,另一個在香港大學讀醫科。此一門陳氏三姊妹,早在那時就是香港家長夢寐崇拜的成功下一代,好似宋家三姊妹一樣,衣著端莊,說話得體,舉止有教養。所以如果七十年代所謂的港英,開放治港人才,在英國人之外,應該是陳美齡的媽咪,四十年前就做了香港教育司。

日本的氣質是天生俱來,後天學不到,只能說陳美齡不知是不是前生是日本人。有的人穿起和服,如大陸的女明星,即使范冰冰或台灣的林志玲,也像外國人,與日本格格不入。獨當年紅日大賽的陳美齡著一件和服,紅白相間,即與日本渾然一體,好像富士山下琵琶湖畔的一角草地。那時香港並無崇日風潮,最多銅鑼灣只有一家大丸,日本文化櫥窗內容有限。反而「愛祖國,用國貨」的紅標語,港九皆是。陳美齡如何在這種環境孤軍突出,在一地的牡丹和向日葵之中,只一樹清櫻,獨綻放向東方的旭日,只能由隔世輪迴的理論來解釋。

陳美齡做教育局局長絕對有好處。許多人抓着她一兩點親中的政治立場,大為阻撓,只是見木不見林的偏見。其人一來香港,必定將整套日本教育文化輸入,我最希望她會宣布改革香港的學校制服。Band 1名校,冬季須男生短褲和女生短裙,布料改為藍絨即可,與日本看齊,不要在攝氏六七度的天氣,還嬌生慣養停課,扭扭捏捏不肯上學。

其次是小學強制教會小學生上課下課均不准喧嘩,在公眾場合不准奔跑,將日本從小培養成的秩序在香港推廣。在公共場合,香港小孩飲食要有秩序,學日本小孩,永遠以父母為先,不准持筷子飛象過河搶夾菜。先做到切身基本的禮儀,再學其他。

陳美齡的「政綱」,是培養文化藝術教育,這一點也非常好。現代中國人品味之低劣,令東亞其他民族蒙羞,音樂、藝術、手工俱要三線並進,必要時須與中英數一齊列為主科,令二十年後,香港也有自己的久石讓和宮崎駿,不需面向時鐘一點鐘方向,向日本代代下跪膜拜。

陳美齡做教育局長,與女特首惺惺相惜,一定可以暢所欲為,得到中產家長民意支持,就不必懼怕政客從中作梗。日本人很講個人名譽,也力求盡社會義務。日本人認為,只有願犧牲個人幸福、克盡社會義務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日本人也十分強調忍耐,強調凡事要有耐性。忍耐、面子、義務,為日本公民性格三大行為準則,陳美齡一定有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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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難得的是陳小姐是日本安倍的支持者。安倍首相品格剛勇,愛國堅定,恢復修憲,也力主重建日本的文史文化傳統,並在小學開始經營。我不明白為何香港的民主政客視陳美齡為敵人,親中建制也在皺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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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泛民能接受聲稱也立法廿三條的曾俊華,為何陳美齡不可以?凡任何變革也反對,香港也活該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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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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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摩星嶺上- 讓子女走進童話 -陶傑

讓子女走進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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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為香港開拓版圖,但好像香港的中產和年輕人不太領情。香港人口稠密,必須向外疏散,這是不論立場都應該認識的事實。大灣區不止吸引資金,而是想吸引香港人北上移民,這就是另一個問題了。

香港最缺乏的不是錢,而是空間。但香港人似乎覺得多一點錢,優於多一點空間。香港億萬富豪住的豪宅,雖然寬闊,但比起蒙地卡羅和倫敦的海德公園,第一級世界的別墅,空間還是與那座房子的價值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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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愈富愈裕,親子的學問好像愈博大精深。人口稠密,壓力真大,最美的少女在香港出嫁之後,生了兩個小孩,到了四十歲,條條大路通羅馬,都必然個個變成師奶。

因為平時督促子女沒完沒了地做功課,補習、學琴、考試,子女受罪,父母也愈來愈狂躁。即使教小孩看童話故事書,又有手機的誘惑,多翻幾頁,小孩又撿回那部手機玩遊戲。

最近在馬灣發現有地產商,總算對症下藥,為親子教育提供活動的空間。以前曾經建過一座挪亞方舟,用地產空間來弘揚基督教故事。大老闆大概才發現原來空間才是講故事的最佳課本,因為天地原來就是人類文明的舞台。

馬灣挪亞方舟復活節推出的童話天地,將多部西洋經典童話故事書,化為情節和敘述的立體森林,直接邀請兒童進入故事,扮演角色:小紅帽、大灰狼、木偶奇遇記,由攤位遊戲到小劇場,結合了中國北宋《東京夢華錄》裏的市集、中國舊時城鎮的廟會、舊北平天橋的雜耍攤位,加上一點點大笪地,但卻用西洋童話豐富的色彩來包裝,少了中國舊時墟市廟會的那份擠擁和寒酸,多了一份世界十字街頭的繽紛。

小孩要發洩精力,不能每次都去迪士尼樂園,如果家居的附近有足夠的空間,將童話故事以天地為封面封底,讓兒童實踐愛麗絲漫遊仙境的歡樂,在追逐嬉戲之間遇到困難和障礙,自己學習解決,就不會到七八歲還不會懂得綁鞋帶。

中國家長迷信「勤有功,戲無益」,彷彿讀書和遊戲是黑白分明的衝突,有如立法會裏的建制派和泛民。西方的幼兒教育,將遊戲和學習融為一體,香港的教育局局長時時出遊公幹,不知有沒有帶回半點如挪亞方舟那一角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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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興起所謂活動劇場,讓觀眾走進一座大廈,大廈裏有許多房間,每個房間都有一點點與戲劇相關的情節在進行。編導利用觀眾的好奇和窺秘心,打開每一扇門,旁觀眼前的故事情節活生生在上演。從大廈的底層走到頂樓,剛好就目擊了一齣戲劇的起承轉合。不同的觀眾,按不同的路線上樓,尋寶探秘,看到的故事也不同。教育兒童,為什麼不參照二十一世紀創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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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要成功,必須以「空間」為經,「制度」為緯,將中港兩地的優勝之處,兩相結合。香港缺乏空間,但有法治;大陸則空間不缺,但社會政治制度不是太吸引。有人提出,將來的大灣區可以任由上Facebook,不設屏障,如果加上多幾個如挪亞方舟兒童尋寶樂之類的長期項目,再讓國際學校開進來,教育課本獨立經營,不受審查,做到這點,大灣區一開張。可以保證,香港人口北遷至少有五十萬,那時輪到香港的樓價和租金狂跌了,買了樓的,擁有舖頭的,可要上街示威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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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摩星嶺上2017年0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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