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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

德國的危機:“政治正確”下的媒體失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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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31日,德國科隆中央火車站發生了1000余名阿拉伯裔男子分組包圍性侵並搶劫90余名德國女性的惡性事件,斯圖加特、漢堡也發生了類似事件約10來起。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傳得沸沸揚揚,但德國那麽多媒體,卻因“政治正確”選擇了沈默,直到2016年1月4日,《法蘭克福彙報》 以《科隆性侵,女市長召集危機緊急會議》(Sexuelle bergriffe in Kln Oberbürgermeisterin beruft Krisentreffen ein)爲題報道,德國媒體才紛紛跟進,期間媒體失聲了三天整。

如此惡性事件的發生,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德國政府的失誤遲早會被批判。但我在本文中,只想談談德國媒體在政治正確的蒙蔽之下,如何喪失了媒體作爲社會風險瞭望者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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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強奸德國女性,並非始自新年前夕

德國這個民族,從二戰之後背上了沈重的道德包袱,非常害怕外界對其種族主義的指責,人人都擔心因觸碰這個話題而被貼上新納粹的標簽。這就是默克爾至今仍然主張接收難民無上限的社會背景。

隨著百萬難民的湧入,許多德國人認爲難民數量已經超過了德國社會的承受能力,但卻沒有適當的管道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只好聚集在Facebook上表達擔憂與不滿。但默克爾政府的做法是:將質疑政府難民政策的統統打入“黑暗德國”,其言論一律被看作是“新納粹的種族歧視言論”,于是出現了德國版的網絡監控。2015年9月14日,德國法務部長馬斯(Heiko Maas)召見了Facebook代表團,要求建立一個由Facebook、民間社會組織和NGO組成的工作小組,迅速刪除“仇恨帖子”,除了刪帖之外,還要加強用反證來對付仇外言論。9月下旬,在紐約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間隙,默克爾當面提醒Facebook的CEO紮克伯格,Facebook涉難民種族言論增多,紮克伯格承諾嚴控。

也因此,難民成了德國的法外寵兒。據說,難民在超市偷東西50歐元以下,由政府代償。店主就算是將警察叫來,也會無罪釋放。但德國人及其他國家的移民,只要偷一丁點東西就會遭受處分。零星的難民強奸案也發生多起,由于主流媒體拒不報道這些“不和諧”消息,只關注難民的痛苦,批評德國照顧得不太周到,這些“不和諧消息”就只能在德國人當中口耳相傳。

科隆12·31大規模難民性侵事件,推根溯源,都是歐洲左派政治長期以來堅持所謂“政治正確”惹的禍,具體來說,則是德國政府不當政策誘發出來的後果。德國媒體在這段時期內,對有關難民的負面新聞采取的無視、默殺報道方針,即使不是助纣爲虐,也是推波助瀾。這一狀況,現在總算有媒體願意思考了,有篇報道題目爲:《科隆性侵之後:媒體失靈怎樣威脅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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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辛:被德國政界與媒體射殺的“帶壞消息來的人”

我一直對歐洲社會嚴重左傾的“政治正確”心存看法,德國經濟學家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的遭遇讓我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德國的移民潮始于二戰之後,近20多年逐漸進入高峰,引起了一些有識之士的擔憂。2010年8月,經濟學家、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蒂洛·薩拉辛出版了《德國的自我毀滅》(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作者通過對一些統計數據的分析,在書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擔憂:由于大量移民湧入,德國正在走向毀滅。大量來自中東的移民生育率較高,其人數將可能超過德國本土居民。作者指出以下事實:穆斯林移民對融入德國社會不感興趣,他們不願依法繳稅、不願爲社會作出貢獻。生活在柏林的大量阿拉伯裔和土耳其裔移民,從事的行業主要是賣菜和賣水果。由于這個群體數量不斷增大,導致德國整體識字率和數學能力大幅下降,德國正逐漸變成一個“笨蛋國家”。薩拉辛特別提到在德國的穆斯林群體,他說:“穆斯林移民無法像歐洲的其他移民群體一樣融入當地社會,其原因顯然不是基于他們的種族,而是深刻根植于他們的伊斯蘭文化。”

薩拉辛的這些言論,讓他遭受了滅頂之災。德國各界不在意他講的是不是事實,而在意他這本書的“政治不正確”。指責他的人馬當中,主力是德國政界和媒體,德國總理默克爾則是領軍人物。

這本書于2010年8月30日在柏林發行。但政界與媒體的圍剿卻已事先布陣。8月29日,默克爾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說,薩拉辛的言論“完全不能接受”,這樣的言論無異于“蔑視整個社會”,其言論具有歧視性,阻礙了德國在移民問題上的討論,她希望聯邦銀行就此事進行討論;德國外長韋斯特韋勒表示,“助長種族主義甚至是反猶主義的言辭在我們的政治表述中沒有位置”。

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局發表聲明,嚴厲譴責了薩拉辛的言論,指責其言論違背了該行規定,“損害了德意志聯邦銀行的聲譽”。8月31日,德意志聯邦銀行董事會應社會要求,就取消薩拉辛的董事資格一事舉行聽證會,聽取薩拉辛對自己種種涉嫌種族歧視的言論進行解釋,並將討論如何處理薩拉辛。此後,董事會其他成員達成一致意見,請求總統伍爾夫解除薩拉辛的董事一職。這是這家銀行曆史上第一次向總統發出類似的請求。薩拉辛在巨大的壓力下辭職。他的辭職並未降低民衆的憤怒,不斷有民衆將其稱爲“種族主義者”,要求其“閉嘴”。

薩拉辛不但成爲本國政界與人民的“公敵”,還受到歐洲其他國家媒體的激烈批評。英國《金融時報》于9月10日發表托尼·巴伯的評論《歐洲政客不該拿移民做文章》,義正辭嚴地將薩拉辛批判了一番,還打兔子帶摟草,修理了荷蘭、意大利好幾位“種族主義者”。

只有極少數學者支持薩拉辛。德國土耳其裔社會學家內克拉·凱萊克就是薩拉辛的堅決支持者之一。凱萊克說:“薩拉辛是在呼籲我們穆斯林移民反思自己在德國發揮的作用,用種族主義來指責他是很荒謬的,因爲伊斯蘭並非種族,而是一種文化和宗教。”

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保持活力的前提

美國當然也有“政治正確”這一習慣,但能將“言論自由”和“追求真理”之間的界限劃分清楚,認爲言論自由只有一個目的,即保證每個人能夠說出他自己的聲音,保證這個世界永遠有不同的聲音。而絕不是保證人們只發出一種聲音,哪怕公認爲這是“真理的聲音”。因此,今年在總統候選人競選時,才會出現川普這位以言論“政治不正確”爲顯著特點的競選者。雖然白宮表示不歡迎川普成爲總統候選人,但不能強行要求共和黨取消川普的競選資格。

美國新聞界的標杆人物約瑟夫·普利策曾有過一段名言:“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報。” 由于這一傳統,美國堅持一條,不射殺帶來壞消息的人,主張媒體人充當“扒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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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拉辛事件表明,德國媒體缺乏擔任“不測風雲瞭望者”的意願。2015年,默克爾的不設置難民接收數量上限的政策與部分媒體及德國人的“歡迎文化”,爲德國迎來了109萬難民,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比如700多起攻擊難民營事件、巨大的社會福利壓力、迅速下降的社會安全,以及12·31科隆、斯圖加特漢堡性侵事件。面對如此困局,不知德國人是否開始後悔,當年不應該用這種扼殺言論自由的方式對待政治不正確的言論?

我真誠地希望,德國媒體今後不要做“燈下黑”,在12·31事件之後痛定思痛,結束過去那種因堅持政治正確只報導光明面的報春鳥角色,對政治不正確的言論給予一點點寬容,不要射殺薩拉辛“這類帶壞消息來的人”。在政治正確蔚爲風氣之時,贊美只是隨波逐流,批評則需要更大的勇氣與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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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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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blog-germany-20160105/3132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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