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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章- 自行洗腦 -陶傑

自行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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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港督彭定康臨別時,以其與中國人相處僅五年的短期經驗,對中國人的性格一語道破,以準確的眼光預言: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不擔心中共主動來收窄或掠奪,他認為香港內部,將有一些香港人主動逢迎,將香港本來應有的自治權一點一滴地奉送出去。

彭定康堪稱先知。今日香港,眼見許多因急於爬上位的人,做出種種可笑之事,就令人覺得香港今日的局面,也不必由中共百分之百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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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九三閱兵大式,忽湧現一窩蜂香港演藝人舉手敬禮的圖片。其中還有人自稱共產黨員。這些演藝人出於他們的職業,如此動作,當然令人先聯想到他們平時須倚仗為生的演技,多於壓抑了許多年「中國心」忽然浮面。正如中國有人問:為什麼香港人在殖民地時代不向英國人爭民主,現在卻要?同樣也可以問:這些演藝人在英治時代,為何不見五星旗升起而敬禮?那時並無見五星旗舉手敬禮之禁令,但明星界如此照片,卻一張也無。

因為那時並無所謂「內地市場」。

為了金錢而行軍禮,演藝人出於生計,尚可明白。一九四九年大陸變天,許多知識分子接受「思想改造」,地主則徹底清算國民黨留下四百多萬軍政公務員,槍斃的槍斃,關進監牢的關進監牢。其中以所謂「知識分子」的遭遇,後來最多人喊冤,指受到強權政治迫害,強迫洗腦。

但是事實是,一九四九年前後幾年,大陸許多城市的知識分子,只要選擇留下,沒有離開台灣,不為金錢,也不為權力上位,一腔熱血理想,有自願的衝動,希望自動靠攏快步進入新社會,自行調整立場、改造思想,與「新中國」同步。

也就是說,事隔六十多年,今日的後輩以為「中共殘酷迫害知識分子」,其實是當時的「知識分子」主動逢迎。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民國「大公報」名記者兼總編輯王芸生在「解放」後、奉命改名為「進步日報」的「大公報」發表評論,記錄他思想轉變的過程:

「我到解放區來,儘管時日很短,走的地方不算多,在反省的思緒中,一路丟包袱,一路在想學習。首先我反省:我雖是出身於貧無立錐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後,投身大革命的洪流,基本上仍是走舊的知識分子的路,苦讀勤修,出人頭地。也就是現成社會中向上爬,結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動的上層,沾染小資產階級習氣,生活意識上脫離了人民大眾,儘管個人在主觀上不作惡,在客觀上常常遠離了人民,給反動的統治階級所利用。」

王芸生這段懺悔自白,不是說在一九五二年,而是一九四九年四月,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還有半年。那時的中共尚沒有展開有系統大規範的「思想改造」,毛澤東還沒有下聖旨,共產黨尚未有如此政策要求,而是王芸生自己忽然有此頓悟,帶着贖罪的語氣和心情,自我批判。

為什麼?因為王芸生從真心裡,覺得民國時代是一個黑暗的社會,現在他準備脫胎換骨,迎接新時代。

了解這一點,就明白近年香港的華文傳媒,包括影視界出現轉風氣。有人認定:是報紙老闆生意在大陸,所以下令轉向。但許多人忽略,華文傳媒內有許多「新聞工作者」,身為中國人,出現「王芸生思想症候群」,自動調整,他們告訴自己:現在已經不是殖民地管治,應該跟上時代新形勢。

然而,知識分子是應該講「風骨」的,他們不是維園阿伯、廣場紅媽、北角婦女師奶,又如何自圓其說?這就要研究心理學了。

在心理學中,除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還有所謂「Make Believe」的信仰自我調整過程。譬如你推銷一層物業或一項保險,明知道是打份工,但為了令客戶收貨,身為推銷員,本身要先自動調整心理,讓自己真心相信,脫銷手上的貨品,不但自己有利益,最重要的是對客戶也好,而且也在造福全世界。

華文傳媒的改變風向,十八年來,我認識一些人,冷眼旁觀他們完成此一 Make Believe的過程。也不可以說是「自己騙自己」,總之是面對一個未可預知的新時代,又沒有辦法移民,到了西方,他們也只屬唐人街街民,也與加拿大美國的主流生活格格不入。這些「讀書人」到底是炎黃子孫,他們也希望前景遠大,於是潛意識逐漸告訴自己:前途真是美好的,祖國樣樣都對的,以前的殖民地雖然繁榮,但鴉片戰爭,大前提是錯的。自我催眠之下,自然「轉」,心安理得。

王芸生之自我批判,無人強迫,完全是自願:

「我從事二十多年的新聞工作,時時策勵自己要做個好記者,自己未曾堅決地把握到階級的立場,主觀上要做好,實際已脫離了人民大眾,甚至給反動統治階級利用了。所謂好,是沒有標準的,個人立場如此不明確,我服務的報紙其中即有官僚資本,為反動統治階級起了掩護作用。」

因此王芸生誓言:「拋棄舊習慣,去掉舊成見,一切重新學,一切重頭幹。」

「所謂好,是沒有標準的。」這句最妙,因為這是一句連做賊也可以採用的自我辯解的遁詞。打劫滙豐銀行,可以是挑戰英美西方金融霸權,推行財富公正。

什麼叫做「所謂好沒有標準」?當然有標準。一個記者講真話、報導真相,就是好,其中並無什麼「反動」或「進步」。民國時代,全國民營報紙接近一千份,王芸生認為「全是反動統治階級」的生意,「進步」之後,他求仁得仁,一句真話也不能講,並遭到批鬥。蠢人下場如此,天理循環,確實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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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王某是民國時代享負盛名的知識分子,其猶如此,其餘可以想像。民國時代的精英猶如此,今日香港特區,更不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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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星期日文章2015年0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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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nextplus.nextmedia.com/columns/%E5%9D%90%E7%9C%8B%E9%9B%B2%E8%B5%B7%E6%99%82/20150920/26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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