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文章

[黃金冒險號]- 打爛齋缽 -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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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剛睡醒,看見朋友短訊:有一兩個文人,在蘋果不同的版面,批判你的「小農民族基因論」、「民族性」,你要不要「回應」?怕我不看,手機附來文字。
 

我說:「中國文人的基因,是酸澀,有『打筆戰』之惡習,在這方面,我比較佩服醫生和工程師。A醫生不會攻擊B醫生的醫療方式不對,C工程師也不會抨擊同行D的大廈不夠漂亮。何況我不是中國文人,我從不憂國憂民,不是他們的同行,我是一名文字創作師,更無必要『回應』。」
 

但好事的朋友繼續挑撥:「但是蘋果日報二十周年呀,網絡讀者雖然對這些人有所駁斥,你私下也說過你對學識和人格比你還低下的文人攻擊,從不理會,但為了賀報慶,熱鬧一點,你不應該為蘋果添點煙花嗎?」
我暗罵一聲:「X。」為了香港市場,不得不做一點厭惡的事,就是「回應」了。

 

首先,所謂的「民族基因」,不錯,這個名詞,是我最先鑄造的,不幸這幾年,我也不想,在大陸也有許多人跟隨。我沒有在大陸演說,所以,這個名詞紅了,或因網絡翻牆,我沒有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力」,「基因論」再在大陸流行,變成套語,我不敢跟誰「爭食」,不要眼紅,乖,好嗎?
 

民族基因,跟身體器官無關,而是一種借喻,傻仔才將「民族基因」當做生物學來「分析」,僵固的腦袋,才「玄之又玄」。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中紀委四次全會發言:「中華傳統文化是責任文化,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中華文明的基因。」文化就是文化,在生物學上,沒有身體、器官、血液,但你敢點名批判王岐山嗎?我看應該是他做國師的這位先生,斷無此膽。
 

華人知識份子喜歡陳列書名,引據學術。當時時手持書本的文人撲上來糾纏,你也要將一兩書本拋回去。中國人文學者樊和平有一本書,叫「中國倫理的精神」,內有「論述」:「中國自給自足農業社會的特點,首先孕育了民族性格的崇實性和包容性。」
 

三聯書店前年出版了梁鶴年的學術著作「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請標榜時時讀書的大哥一讀。
 

然而,這位文人論斷「陶傑雖然沒有正面論斷和行動綱領」,將「陶傑」與被指「港獨」的陳雲串在一起,以這位大哥平時一面唸佛、一面在大陸謀生的風格,以目前的氣候,如果你了解中國文字獄的國情與文人告密基因,魯迅說:「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就會看懂:這是寫給他的恩主共產黨看的,提示應該要抓人。
 

雖然在本欄,我已經有文字紀錄:港獨是個白日夢,但在道貌岸然的道德文字中暗佈中國文字獄利刀,大哥,小弟跟您無仇無怨,我看到了,而且,嘩,我好驚好驚呀。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5年06月22日》


附上那位著名學者之原文:

全部問題都是同一個問題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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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世界各地的本土族群主義者都喜歡把自己所定義的本土,把自己所要捍衛的那個本土,視為一具身體。只有站在這種形象的隱喻基礎之上,他們才能順利號召民粹激情,打擊一切外來的「細菌」和「病毒」;同時嚴厲檢視這具身體之內的一切「器官」、「組織」與「細胞」,看看其中有沒有外敵潛伏,又有沒有病變了的叛徒。這種隱喻固然是普世的,但不同地方自有它獨特的本土資源,為這套抽象隱喻奠下了它在本地生根的基礎。

例如香港,最早為這類身體隱喻提供線索的,大概就是才子陶傑了。十多年來,「DNA」這個字眼反覆出現在陶傑兄的文章和節目之中,它有時會和「小農」搭配,形成「小農文化DNA」;有時則與「中國人」嫁接,組成「中國人的DNA」。雖然他幾乎沒有仔細界定過他所說的「DNA」究竟是什麼意思,但我們大致可以把它理解為「民族性」和「文化本質」一類的東西。儘管「民族性」與「文化本質」是組在社會科學上很有爭議的概念,不夠嚴謹,而且過時;可它卻很符合我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的直觀感受,可以即時回應我們平時對「典型」(Stereotype)的需要,所以這些概念始終流傳,一直不衰。

陶傑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把「民族性」等玄而又玄的概念,具體化成了非常物質非常有機的文化「DNA」(請注意,他所說的文化「DNA」又和「Meme」不同),彷彿民族性是種深深根植在一個身體上的東西,難以割捨,怎麼自覺怎麼改造都不會有用。說到這裏,就已經近乎種族主義了,似乎一個人或者一個社群的成員,之所以有某種和行為某種心態,全是與生俱來,命中註定。當然,文化「DNA」這類組合本身很矛盾,因為一樣物事既然是文化的,它多多少少就不可能完全受制於自然的身體條件;反過來說,我們也實在很難從生理的角度解釋一切文化現象。比方說很多人都覺得會排隊、守秩序,乃是香港人特質的一部份,但你該如何在香港人的基因組合上頭找到這種特質的依據呢?
一切矛盾,理論上的重重問題,皆不能妨礙陶傑縱其才具。本來就是一位作家,以形象之語,逞天賦之能,大家都不會太過深究他筆下的用字是否經得起嚴格的檢驗。於是「中國人身上有小農DNA」,和「中國文化的DNA變不了」之類的說法,漸漸就成了民間廣為流傳的套語了。

與才子氣十足的陶傑不同,陳雲自許是個嚴謹的理論家,要為今日中國和香港的局勢與難題給出一套周全的解釋。陶傑會為了效果而干犯種族論斷之大不韙,把中國文化「DNA」講成一種古已有之,始終不變的根本毛病。陳雲則先從經典和局部民俗當中提煉出一套淳美典正的已逝「華夏」,再將現在的大部份問題歸在四九年後建政的共產黨頭上。較為cynical的陶傑不只不提出任何正面的理論和行動綱領,他對香港人也是不客氣的,覺得我們就算接受過英國「高等文化」的洗禮,終究洗不掉身上「小農DNA嗰陣味」。陳雲卻標榜香港,認為我們在英治之下保住了前朝遺緒,應該以一城之力在未來反濟胡化了的中原。

陳雲不用文化「DNA」這類粗疏的字眼,可他和陶傑一樣,喜歡總體文化論斷;前者會說中國人就是如何如何,後者則曰大陸人就是怎樣怎樣(這裏所說的大陸人指的是四九年後被共產黨統治教化出來的新『人種』)。陳雲不太使用和生理相關的言詞,但他也類似陶傑,似乎相信一個包含一切的文化特質是變不了的自然。一日受過共產黨的統治,一輩子就是凶狠粗蠻的奴才,到了香港會赤化香港;留在大陸,即便將來有了民主普選,那就會變成更可怕的巨獸。而民主化過程當中,種種民主社會價值的建立,公民社會的茁壯,都改變不了中共在大陸人身上種下的「毒性」。所以陳雲才會提出大陸要是有了民主,將會變得更加危險。有趣的是,這種想法在某程度上卻呼應了許多威權政府的主張,要不是認為憲政民主不適合所有文化,不能照搬;就是拖延,覺得自己的人民還沒有準備好,必須一步「訓政」成熟,直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負責任」地實現民主。經過陳雲的轉化,文化「DNA」一類的觀念,就為今日香港本土族群主義者鋪出了一張雖然模糊但又很有魅惑力的想像框架。模糊使它很有彈性,延伸的範圍無限寬廣;魅惑,是因為它堅持內外有別,符合人類區分彼此敵我的本能需要。

在這套框架之下,雙非孕婦、跨境學童、自由行遊客、內地留學生、在港工作的內地人,以及新移民,他們全都是身懷病毒的他者。儘管他們帶來的社會効應不同,但問題歸根到底不在什麼政策設計和執行等技術細節,而是一種文化的問題,甚至一種人的問題。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不再是個醫療資源的問題,而是反共乃至於反大陸人的問題(因為雙非孕婦產子會帶來更多壞基因)。於是,從這類社會政策的規劃,一直到政改,就全都變成了同一回事,是個敵我矛盾、「大是大非」的根本決斷。至於這種思路能不能為大家提供一個切實可行的「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呢?那不重要。因為真正要解決問題,通常的做法是拆開線團化整為需,個別問題個別思考。但本土族群主義者並不真的想解決問題,他們只想爽一把,期待某個爆發時刻,在那一刻解決掉一切外來勢力,自由行不來了,內地留學生消失了,新移民不見了,香港民主了,港視也在大氣電波當中開播了;防止大陸病毒入侵,讓香港永保健康的戰役也就成功了。(總體與最終二之一)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6%A2%81%E6%96%87%E9%81%93/art/20150621/1919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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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50622/1919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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