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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2015

2015年6月

光明頂 – 20150630 – 談劣質與優質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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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陶傑  特別嘉賓:

介紹:
《光明頂》(英语:Summit)是香港商業電台第一台的廣播節目,2003年9月1日啟播,播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時至12時。先前逢賽馬夜押後半小時,後改為暫停,現時賽馬夜亦繼續由晚上11時開始節目。由节目主持人陶傑以及嘉宾主持,監製為馮志豐。经常出现在节目的嘉賓主持有葉輝、鮑偉聰、沈旭暉、梁啟智、崔偉恆、岑朗天、譚志強、彭志銘、健吾、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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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頂》(英语:Summit)是香港商業電台第一台的廣播節目,2003年9月1日啟播,播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時至12時。先前逢賽馬夜押後半小時,後改為暫停,現時賽馬夜亦繼續由晚上11時開始節目。由节目主持人陶傑以及嘉宾主持,監製為馮志豐。经常出现在节目的嘉賓主持有葉輝、鮑偉聰、沈旭暉、梁啟智、崔偉恆、岑朗天、譚志強、彭志銘、健吾、劉夢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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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頂》(英语:Summit)是香港商業電台第一台的廣播節目,2003年9月1日啟播,播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時至12時。先前逢賽馬夜押後半小時,後改為暫停,現時賽馬夜亦繼續由晚上11時開始節目。由节目主持人陶傑以及嘉宾主持,監製為馮志豐。经常出现在节目的嘉賓主持有葉輝、鮑偉聰、沈旭暉、梁啟智、崔偉恆、岑朗天、譚志強、彭志銘、健吾、劉夢熊。


相關新聞:

陳惜姿 – 多元和一元

明報   2012年9月27日

Vic:最新消息是,政府看來要放棄國民教育科的官方課程指引。但我們勝利了嗎?你看看現在小學語文教學滲透了什麼東西,就知道當局如何挖空心思地對香港兒童灌輸不知所謂 的「愛國」觀念。
—————-
特首有個說法:因為要保持香港的自由和多元,所以就是有學校開設國民教育科,任何人也不應給該校壓力。
這個理由看似無懈可擊,但後來才想到這是謬論。
香港政府設計的國民教育課程本就是鼓吹一元,以多元之名,支持一個鼓吹一元的課程,這本就是自相矛盾,不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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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強說:「我寫的是中國字,說的是中國話。」


請看看以下課文:
老師問:誰是中國人?為什麼?
思華說:「我有黑眼睛、黑頭髮和黃皮膚。」
國強說:「我寫的是中國字,說的是中國話。」(筆者註:這句狗屁不通,從來只有「中文」,「中國字」是什麼?我聽過廣東話、四川話、湖南話或普通話,就是沒聽過「中國話」。)
家欣說:「我的爸爸、媽媽是中國人,我當然是中國人了!」
子龍說:「我在香港出生,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我是中國人。」
這是小二的中文科教材。最近家長關注組的臉書群組上,家長紛紛上載有問題的教材,叫人目不暇給,這是其中一例。
以上文章,驟眼看來理所當然,但仔細再看,大有問題。
新疆的維吾爾族的眼睛不是黑色的,輪廓更像巴基斯坦人,他們是中國人嗎?中國有五十多個民族,有些沒有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他們算是什麼人?
一個印度裔人,在香港土生土長。他是香港人,他算不算是中國人?
到底怎樣定義中國人?用外表?血緣?還是護照?為什麼要下定義?這種種,都是狹隘地以漢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這些複雜的問題,小二學生能處理嗎?他自小被灌輸一個「中國人」的概念,社會上卻有不同種族的人。香港明明是多元的城市,但這種國民教育,卻只有一元。 

吳志森 – 騎呢國民性教育
明報   2012年9月27日
公民廣場,遍地開花,就在你我身邊。繼中大百萬大道8000師生罷課,城大接力進行反洗腦教育運動,將校園變成公民廣場,開展馬拉松絕食,浸會大學也即將加入。更難能可貴的,是家長和校友的覺醒,組織關注組,擺街站,搞簽名,派黑絲帶,喚醒家長和老師的關注。他們更向學校問個究竟,將學校推行國民教育科的時間、形式和內容,無遮無掩,徹底暴露於陽光下,讓持份者監察。
正規的國民教育科或許還未推行,但洗腦內容,卻早已滲透在各式課外活動,包括其他非國民教育課程裡。平日家長都信任學校,一般都不理會教學內容,相信不會教壞孩子。反洗腦教育運動,提高了家長警覺。放工回家,不要只問有沒有做好功課,更要了解孩子在學校學過甚麼。最重要的是,打開孩子的書包,把書本逐頁揭開,仔細檢查。但不看尤自可,一看把幾火。
網上流傳各種各樣紅色洗腦教育的課本內容,都是熱心的家長檢查完孩子的書包,看過課本後,拍下來放上網的。千奇百怪的紅色內容,有些真是狗屁不通,有些更是不堪入目,但其中的硬銷洗腦,無所不用其極,已到了變態的地步。
其中一個例子是這樣的。網上這個書頁的圖片,要注意,不是國民教育,而一般人都會忽略的初小語文課本,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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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唱國歌,就忍不住興奮起來!」


讀一讀兩句句子,你認為哪句較好?為甚麼?
哥哥興奮地說:「我一唱國歌,就忍不住興奮起來!」
哥哥興奮地說:「我一唱國歌,就忍不住振奮起來!」
當中的文法,簡直教壞細路,不說也罷。愛國硬銷無孔不入,滲入語文中,已經令人反感。興奮也好,振奮也好,問一個只有七八歲的香港小學生,怎麼回應你呢?為了政治正確,會否只看老師的臉色,學習的氛圍,靠揣摩上意而得出標準答案呢?
除了回答興奮和振奮,可不可以有第三、第四個選擇?可否一唱國歌,就感到憤怒、恐懼、殘忍、血腥、難頂、作嘔呢?
還有,為甚麼唱國歌會既興奮又振奮的呢?究竟這是國民教育,還是國民性教育?這種變態性教育,普通小學語文科老師是否懂得教?是否應付得來?是否需要尋求外援,請性學博士來教呢?

http://vicsforum.blogspot.jp/2012/09/blog-post_2003.html


曾經出席過節目的特別嘉賓,包括鄭經翰、司徒華、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吳宇森、周星馳、杜琪峰、彭浩翔、許鞍華、何超儀、廣播人李我、前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梁國雄、學者陳家洛、倪啓瑞、作家倪匡、林燕妮、鄧小宇、歌手林子祥、戲劇演員詹瑞文、陳志雲、電影配樂家金培達、環保人士兼前歌手盧冠廷、作曲家黎小田及前人大代表兼演藝人汪明荃、藝人曾志偉、康泰旅行社董事長黃士心、前單車運動員洪松蔭、香港魚類學會會長莊棣華、于燕平等。

风格

节目风格与陶傑的文学作品风格类似,如经常讽刺香港为「自称的国际都会」及鞭撻紅色中國的小農社會劣根性,推崇歐美日的文化,以另一种角度观察时事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藝術及各地民族性等。

陶傑文章

油尖多士- 希臘難纏 -陶傑

希臘難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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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危機引爆,全國擠提。如果歐盟向希臘讓步,由激進左派的政客繼續當家作主,濫用公帑、加退休金、不加稅,歐盟其他國家也會有樣學樣,還有誰願意勒緊褲頭,共渡時艱?目前像愛爾蘭、西班牙、拉脫維亞之政府,如果還堅持緊縮,不就成了傻瓜嗎?

向希臘讓步,激進左派勢力會隨之壯大,西班牙就有一支社會民主力量黨,已經虎視眈眈,如果希臘這一波可倖免無事,下一屆西班牙政府誰會上台,就明擺在眼前。反過來,借錢給希臘的國家:德、法、芬、荷,就肉包子打狗,借出去的錢從此有去無還,以後還有誰主張借錢,即可扣一頂「賣國賊」的罪名。

如此一來,則反歐盟將愈來愈有市場,不但今年勝出大選的英國保守黨,包括得票第三高的獨立黨,都以退出歐盟為招徠。德國有一支新選擇黨,芬蘭也有正統芬蘭人黨,也可以趁此崛起,如果希臘、西班牙、葡萄牙上台的是主張繼續濫花錢的左派,而德國、法國、芬蘭等有錢國家由反歐盟之民族主義黨派坐莊,想要這兩派坐下來開會,不如宣告歐盟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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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希臘退出歐盟,也一樣會引發災難效應。因為希臘已經一再威脅,如果被開除「會籍」,希臘會開放國門,任由非法移民湧進歐洲腹地;再跟俄羅斯勾搭上,專跟歐盟作對,也輕而易舉。閻王易躲,小鬼難纏,希臘就是這種角色。

 

陶傑《油尖多士2015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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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blogcity.me/blog/reply_blog_express.asp?f=OM2GW00IOC221299&id=737547

陶傑文章

[黃金冒險號]- 八公和小玉 -陶傑

八公和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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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歌山貓站長「小玉」仙遊,日本人以神道禮葬,三千國民前來哀悼,獻上鮮花水果。
 

「小玉」臨終前一日,和歌山電鐵站長去動物醫院探望。小玉本來睡着,醒過來,向社長伸出雙手。社長勉勵牠早日痊癒,小玉報以一聲「喵」叫,好像要討抱。
 

「小玉」駐守和歌山電車站,遠近馳名。幾年前我去過,看見「小玉」在站台睡着了,參拜僅此一次,從此成永訣。
 

日本人善良,故珍愛動物。甘地說:「一個民族對待動物的態度,決定了這個民族的文明程度。」真是至靈的名言。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上野養的忠犬「八公」,每日目送主人上班,又到澀谷車站等上野教授回家。主人病逝,「八公」還是天天去車站枯待故主,長達十年,終在一九三五年逝世。日本人為「八公」鑄立銅像,以誌恩義。此一珍聞發生在大正末年與昭和初,我慶幸「八公」沒有趕上戰爭的東京轟炸,生死圓於太平時代,「八公」也算福滿。
 

日本北海道也有熊人谷。飼養的黑熊俱有靈性,懂得站立向遊人合十膜拜討食。黑熊沒有被關在小籠子裏活取膽汁,在初冬的小雪之間三兩徜遊,令人尋思:投生僅三兩經緯之隔,同是熊羆,竟有天地相隔的命運,世上寧有宿命因果之緣。
 

日本人愛貓,與歐洲人相同。東京上野公園的野貓亦馳名一景,天天清晨與露宿者同起,揩面,在櫻影迷亂之間,野貓肥碩蹤躍,教人看了欣喜。
 

有一次是深秋,在京都的哲學家步道看見一窩野貓,睡在一輛鐵製的嬰兒車上,小車還有華蓋,五綵繽紛,當是有心人為野貓製作。一團毛絨絨的生機動物與大自然相融,楓紅點綴着清溪,令哲學家參透名相的短暫,以及生死的空茫。
 

日本以前多徘句名家,有一位松尾芭蕉,善詠小動物:「撲通一聲,青蛙跳入古塘」、「耍猴兒的大漢,替小猴子洗小袖衣」,都說有妙趣的意境。松尾芭蕉沒有見過「小玉」,不然四月至和歌山,在車台遇見,或會寫下:「春日登山電車的鈴聲裏,貓站長慵懶的觸鬚閃動的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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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此蕪句遙祭多年前有偶遇之緣的這位貓哨兵。那天,你禪定在一枕淺夢裏,我輕撫一下你的頭,上車登山,你沒有見到我。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5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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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150630/19202329

2015年6月

光明頂 – 20150629 – 香港之語言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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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頂》(英语:Summit)是香港商業電台第一台的廣播節目,2003年9月1日啟播,播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時至12時。先前逢賽馬夜押後半小時,後改為暫停,現時賽馬夜亦繼續由晚上11時開始節目。由节目主持人陶傑以及嘉宾主持,監製為馮志豐。经常出现在节目的嘉賓主持有葉輝、鮑偉聰、沈旭暉、梁啟智、崔偉恆、岑朗天、譚志強、彭志銘、健吾、劉夢熊。


相關新聞:

小農何所指,及過氣的文痞 – 盧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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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早已經是中國的人,但要做妓女,又要拿貞節牌坊,永遠戴著一條「文化人」的貞操帶。不知是否交心不夠,梁文道平日寫了N篇鞭韃「本土派」的文章,但又不見迴響,便將目標轉移到昔日有過恩怨的陶傑。梁文道批評陶傑的小農文化論、小農DNA論,是本質主義,是種族主義;又跟陳雲鞭韃四九年以後的新中國人普遍虎狼成性、道德淪喪,是一樣的以偏概全(雖然他沒用這個字)。而「本土派」就是用這種僵化的想像作情緒動員,發動一連串沒有「對準政權/策」的政治運動。

梁文道的東西,用來騙騙中二病未好的文青還是可以的,實際上已經見底,這次他試圖串連陶傑、陳雲、本土派,指控他們會用納粹式最終解決方案處理敵人,這種文革腔的指控,一股余秋雨的文痞氣。

香港的左膠、中國民族主義者會認同:人是千差萬別的,談「民族性」,必然是以偏概全;文化是不斷流變的,而不是烙在皮肉的DNA……然而「文化」可以完全改變,只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夢話。文化是由現實條件產生的,當現實條件沒有改變,或有一定繼承,「文化」就不是那麼容易改變。

然而梁文道和他們在批評「小農DNA」的時候,也不說清它是甚麼。我不知道陶傑有沒有仔細講過這,引用的人也的確將它變成了口頭禪。但流行事物不一定就是沒道理,只是沒人辯論清楚罷了。相對於「小農」的,就是歐洲在亞非拉大規模殖民,然後建立經濟作物莊園的耕作方式。那些種香料、大麻、收割橡膠的莊園,田地很大,集中勞動的,所以生產很有效率,收成自然也多。

中國式小農,則是每家每戶擁有自己的田地(可能是國家按人口分租的、向地主租的),每家每戶就耕他們的一塊小地,耕作的人力,來自家族,所以家族人越多,人力越多,所以有了「多子多孫」的期望、「重男輕女」的慣例。加上每家每戶的田地各自為政,互不從屬,所以養成「各家自掃門前雪」。不能預知的饑荒、天災,令人焦慮,他們變得自私、反覆、狡詐,又創造諸天神佛保佑農業生產,這在一神教國家眼中,便是「迷信」。

但村舍和地域,在大是大非的時候,又是團結一致的。因為山上一條河川,就是每家每戶灌概之共有資源。所以他們自然成為命運共同體,附近有人動土、影響風水、有人污染水源、有盜賊入侵,「小農」文化的人,守土安民又是最勇猛的——因為他們除了一塊地,就甚麼都沒有,土地又是帶不走的財產。

文化是基於現實條件而產生。中國人耕種是幾千年的事,所謂「現代化」,四處是高樓大廈,然後黨的「文化機構」請梁文道十幾萬講一場talk的,只是近幾十年的事情。今日中國人的普遍自私、反覆、狡詐、迷信、但又有地域意識(對比起自許世界公民有事移民的香港人),這些就是「小農」幾千年的遺產(Legacy)。它當然不真的是DNA,但是也非虛無的stereotype。白痴的左傾知青流行批評他人「stereotype」,一種stereotype出現也是基於廣泛的文化累積。不應因為刻板印象而差別對待他人,很對,但不代表sterotype的內容是子虛烏有,它很多時更是反映部份現實的。

陶傑的專欄幾百字,自然不會解釋那麼多,況且他行文隨意,也不是第一天的事。任何一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都可以正經八百地用學術眼光檢到很多小錯處。找到的人,也許會像老秀才中舉一樣高興,或者孔乙己教你,回字有四樣寫法。

陶傑是否介意和動氣,我不知道,只是梁文道的自作聰明,比較可笑。梁自以為找到位置,以陶傑的文學比喻「小農論」為入口,串連起陳雲和香港的整個本土主義傾向。但還是那句吧,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者,以為文化是鼓動起來,憑空創造的,不可笑嗎?本土主義的經濟社會條件,是中港權力不對稱、世代鬥爭、階級鬥爭、對美式全球化的反動等等等,而不獨是陳雲、陳雲、陳雲、陳雲。

即使陶傑和陳雲在香港風頭很盛,但梁文道不要去忌妒,不要去羨慕,你畢竟有神洲大陸,你有知青小文青熱乎乎的哄著叫你做老師,你感覺國家在聽你的話,在慢慢改進,為甚麼不放過這個掙扎著要救自己的香港呢?你為走私賊、雙非童、自由行遊客張目,張開一道「香港納粹化 中央應嚴打」的想像羅網,整了陶傑、殺了陳雲,個別的人有甚麼重要?大局在變,殺了花,阻不了春天到來。

事實是,你們那套世界公民、文化解構、「憂鬱的熱帶式」的第三世界浪漫圖像、主張中國是第三世界要包容的維穩進路,已經過時了,拜托,說陶傑是假英國人也好,一批文化人何嘗不是另一班假鬼,抱著自己幻想出來的white guilt來「指導」香港人贖一堆不存在的罪?

– 熱血時報網站連結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6-23-2015/2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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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裡,我曾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麼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嗎?」 「要知道輿論家第一天職,就是要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只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麼意義,應該用什麼救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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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是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種教訓嗎?」什麼樣的教訓呢?這個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是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裡。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裡面。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裡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嘆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 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現在新輿論界的同志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麼談主義的人那麼多?為什麼研究問題的人那麼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查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只是畏難求易,只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面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麼樣的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跟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只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了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

來源:民國文藝


曾經出席過節目的特別嘉賓,包括鄭經翰、司徒華、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吳宇森、周星馳、杜琪峰、彭浩翔、許鞍華、何超儀、廣播人李我、前立法會議員周梁淑怡、梁國雄、學者陳家洛、倪啓瑞、作家倪匡、林燕妮、鄧小宇、歌手林子祥、戲劇演員詹瑞文、陳志雲、電影配樂家金培達、環保人士兼前歌手盧冠廷、作曲家黎小田及前人大代表兼演藝人汪明荃、藝人曾志偉、康泰旅行社董事長黃士心、前單車運動員洪松蔭、香港魚類學會會長莊棣華、于燕平等。

风格

节目风格与陶傑的文学作品风格类似,如经常讽刺香港为「自称的国际都会」及鞭撻紅色中國的小農社會劣根性,推崇歐美日的文化,以另一种角度观察时事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文化、藝術及各地民族性等。

陶傑文章

桃花源- 中國式人才 -陶傑

中國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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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中國又有七百五十萬大學生畢業,創歷史新高。今天的中國大學生畢業前夕,學校套餐贈送,除了就業講座,還有創業講座,似乎就業不成,可以創業彌補。

去年中國大學生就業率最高是護理學,薪水最高是電腦軟件,法學失業率最高,醫學內科學生畢業薪水最低。創業能不能代替就業,成為大學生「投入市場」的另一種選擇?答案很明顯,創業不可能適合大多數人,即使中國政府給予優厚環境,但創業家的精神,也不是大學可以教出來的。

中國大學生是否具備創業的質素?這要問中國的大學教育目標是甚麼。

中國辦大學歷史短淺,最早是清末的京師大學堂,還是戊戌維新的產物,主張學習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科技,中國的大學課堂,從第一步開始,走的就是物質的專業培訓之格。

但大學是甚麼呢?英國思想家羅素這樣定性:大學不是年輕人的職業培訓所,大學更不止是知識薈萃之地,為甚麼要唸大學?為了培訓理性的獨立思考,唸大學的目標是培養智慧。

但中國家長送兒女讀大學,首要不是學智慧,一紙文憑是最終目標,大學文憑保障的是高工資的職業,讓孩子從農村湧到城市,從城市湧到北京和上海,從京滬而進一步「哈魯」——哈佛和耶魯。當代中國人大學教育觀,在結構上,不脫古代中舉考狀元,自下而上的鄉試、省試、殿試,鯉躍龍門三級跳;在主題上,也不離讀書而做官,海歸則CEO的功利主義二元論。大學教育的宗旨,本來是從獨立思考中培養智慧的人格,但中國社會的冷酷現實,令大學不得不「職業化」,大學生為求「對口」專業而讀書,反過來要求他們創業,令人有點啼笑皆非。

回顧百年,中國並沒有一套長期穩定的大學教育,京師大學堂開辦不久,六君子浴血,晚清覆亡。北洋時代,中國積弱,北京大學反而因為蔡元培科學與民主的啟蒙,形成了與國際短暫接軌的大學黃金世代。外國傳教士紛紛來華辦學,北有燕京,南有復旦,還有輔仁、同濟、交通,傳教士開辦的大學,不但為民國亂世提供了在戰火中建設的中堅力量,還為一九四九年之後的新中國,留下了薪火殘存的知識份子,但後來發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農兵白卷英雄」的異變,大學教育橫遭斬斷,元氣大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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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大學,固然二十年來在「量」的方面出現了重大的飛躍,但許多都是「軍事大學」、「工業大學」、「商貿財經大學」,還是側重功利和實用主義,這一點,其實與香港的大學教育一樣。香港當初由殖民地英國政府開辦香港大學,只為培養技術官僚,全無為香港人教化「獨立思考」的「智慧」義務。中國大學生就業難,創業更難,香港的年輕人也無一絲創新空間,百多年來,中國式的大學教育,到底是想培養怎樣的人,想要建造一個怎樣的社會?

 

陶傑《桃花源2015年0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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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黃金冒險號]- 優越感 -陶傑

優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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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聚居的地方,必然有高低。高低之間,人性之中必然有「優越感」。
 

「優越感」有許多種,富人對於貧窮的人,就有優越感。不要告訴我今日的中國土豪,來到香港,在廣東道掃貨,出手一二百萬,這些人,對一般的香港市民,沒有「優越感」。不然,網絡上的強國人,就不會如潮水一樣,說香港要靠中國才可以生存,辱罵香港人是「港燦」和「港狗」。
 

另有一種,在西方比較常見,是種族優越感。種族優越感比較麻煩:白人之中有足球流氓,而黑人之中有歌手路易阿姆斯特朗、納京高、演員摩根菲曼。一九六五年之前,美國黑人沒有投票權,連納京高這樣的才藝精英也沒有,於是馬丁路德金起來抗爭,跟美國的白人講道理。美國白人是講道理的,不是野蠻人,有少許三K黨,但美國政府不至於出動坦克。膚色的優越感,是不對的,美國是文明國家,所以才成為中國富人移民生孩子之首選。
 

還有一種,是品味的優越感。
 

如果英國舞后瑪歌芳婷今日在生,走過紐約時報廣場,看見一眾中國老媽在喧鬧唱跳紅歌和陝北農民的扭秧舞,瑪歌芳婷會皺皺眉頭,不說話,但心中會充滿優越感。
 

如果你也學過芭蕾舞,不論跟從毛妹還是王仁曼,不論你是否自認中國人,你看見這些大媽進駐香港街頭唱跳紅歌舞,以你的文化修養,不要告訴我,你沒有優越感。
 

此一優越感,十分正常,也很正確。因為你有美學(Aesthetics)的訓練。
 

所謂「優美」。在文明世界,美就是優越的。不過中國可能有中國的國情,在「文革」時代,紅衛兵批鬥化妝穿裙子的女子,帶有民國閨秀味者,其中一句罵人話,就是「臭美」。跳紅歌的中國大媽,可能是以醜為美的紅衛兵的一代,連大陸人都知道,現在中國許多老人很討厭,因為,當年的壞人,都變老了。
種族優越感,會帶來偏見,應予防範。富貧的優越感,屬人性之正常,但不值得提倡。品味的優越感,則極為需要,而且,還要提倡,因為美與醜之別,正是人魔之分,其間絕無「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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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常識,許多香港人是懂的,不然他們將子女送去學芭蕾舞鋼琴考皇家音樂試做什麼?但他們不敢說,因為怯懦。但是,一個專欄人和評論家,卻要說真話,這是他的天職,除非他天天交一張白紙,也有錢收。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5年0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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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星期日文章- 舊患復發 -陶傑

舊患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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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暴動領袖逝世,無端端引起一場紛爭,追究一九六七年所謂「反英抗暴」的責任。死者家屬覺得冤屈,認為無端端鞭屍抽鬥,殊不公平。

追求事實真相,總會令一些人覺得受傷害。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中方、特府、左派,不敢再提,好似沒有發生過,然而最好笑的是:中國人最喜歡指控日本刪改歷史、抹掉所謂的南京大屠殺。真是笑死。

譬如信手拈來,既然一九六七年沒有過暴動,不要緊,那麼就當做日本侵華戰爭一樣,沒有發生過好了。然而普通的事實:香港何來有什麼「工運」?請注意:不是為工人爭取加薪或福利,是「工人運動」。什麼叫「工運」?八十年代波蘭團結工會領袖華里沙領導格但斯塢碼頭工人,對抗共黨政府,先罷工後示威,後來演化成顛覆東歐共產集團的歷史事件,華里沙就是工運領袖。

香港從來沒有什麼「工運」。因為五六十年代,香港有紗廠、原子粒收音機裝配廠、玩具工廠,你找找幾十年的舊報紙,繁榮安定,沒有什麼「工運領袖」發動工人罷工,要求加薪。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新蒲崗的人造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也不是一場工運,而是老闆與一伙工人之間因薪酬問題的爭執。後來新華社和左派介入,揣摩大陸民革上意,將行動升級為暴亂。一個「工」字的紛爭,為時極短,即升級為有組織、有預謀的全港暴動了。

香港無工運,社會運動倒有過幾場。例如什麼「保釣」、「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一九七八年的金禧事件」可以稱為「社會運動」。這些重大事件之間,無工廠工人之參與。一九七○年本地的劉千石倒是辦過一份「工人雜誌」,爭取工人權益,也限於辦公室中書生之見,並未發展成癱瘓半個香港貿易出口的罷工行動。

工會負責人不等於是「工運領袖」。難怪巴金在「文革」之後哀嘆:要中國人這個民族講一點起碼的真話是多麼困難。

叫中國人講真話,真是比要新幾內亞的土著登陸月球更不可能?一來教育並無「獨立思考」之設,二來社會缺乏真正的民主。自小填鴨教育單方面灌輸,所謂「贏在起跑線」,兩三歲的小孩,為了要進名牌幼稚園,已經要找補習班。名牌面試要接受雞精式的灌輸。三兩歲學什麼?學在面對一個陌生的校長時,看校長的面色,對一條問題的指令,準確答出事先叫他死記好的答案。每年所謂名校面試季節,香港都是一個國際笑話。看見家長從小將他們的小孩訓練成舉手機器、錄音機或奴才,你會暗自讚嘆:一個民族最大的本事是確保每一代都做應聲蟲。

外國人私下有交情才講真話,這些人對不相熟的中國人,交談之中,自然三句不離對中國「經濟成就」的讚賞。講真話如魏京生到劉曉波,會換來十多年的牢獄之災。統治中國人很容易,殺雞儆猴就夠了。將一個講真話的人判入監獄,不會有人為他爭相聲援,只會陸續收口。民族性格決定:文人相輕。講真話的如果是文人,得罪了政權,這個人平時也必定得罪同輩的許多「文友」。如果我是共產黨,也一定善用「文人相輕」的DNA,平時鼓勵他們告發,看準時機,抓一個進去,我也明白:其他文人在暗中偷笑。

大陸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和後來的「文革」就是這種核分裂效應。詩人聶紺弩逝世前,不是廣為流傳他的一個書法家好友向「黨」告發他的反動言論?作家馮亦代不也被揭發時時向一伙右派「知識分子」家中串門,豎起耳朵,留意動靜,「運動」一來,馬上檢舉,令他的文化朋友身陷大獄?這就是DNA了。我查看過納粹德國的歷史,許多知識分子不相信謊言,像作家湯瑪士曼一早離開,隱居瑞士。納粹時代沒有形成一個作家、藝術家、音樂家互相檢舉揭發的大規模。

中國歷史上有「偶語棄市」的記錄,就是私底下說幾句話,馬上推出斬首。「偶語」怎會成為死罪?當然四周有人「報寸」。法家的商鞅又發明「九家連坐」,此一傳統「文革」登峰造極。所以要中國人實現議會民主是不可能的,因為要中國知識分子說真話不可能。為什麼要知識分子說真話不可能?因為所謂知識分子之間,先流行互相輕視、出事而告密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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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當年呼喚「說真話」,他的「懺悔錄」還在香港左派連載。我記得當年那份左報編輯,欣喜形於色,告訴我:「現在國家不同了,巴金終於鼓勵說真話,這種文章也可以登了。」三十年前我聽見此言,心中憐憫這個中國人編輯之天真,我已經暗自懂得冷笑。今日再看巴金的「說真話」,果然只是曇花一現的哀鳴,舉國又退回謊言的時代,並蔓延香港。對於中華民族,我由衷寫個「服」字。

 

陶傑《星期日文章2015年0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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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黃金冒險號]- 捍衛文化兼防野雞 -陶傑

捍衛文化兼防野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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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有人聚居的地方,就五湖四海,有不同的種類。稱呼不一樣的人,是說出他們的身份,以便交往,但是,這樣的事實指稱,現在左翼說,是不道德的,叫做「標籤」(Labelling),而標籤,據說會引起分化、歧視,甚至仇恨。
 

中國社會文化,千百年來都不離標籤:士農工商、漁樵耕讀,本來太平無事。到了今日,你旅遊入境,填表要寫職業:行政管理(Executive)、工程師(Engineer)、科技人員(IT Operator)?如果你填報「記者」(Journalist),在世界上許多入境關卡,那個關員就會多瞟你一眼──那一眼到底是歧視、分化、仇恨,你不會在現場,寫一篇論文來分析他的動機,只能乖乖站好,等待他在你的護照上蓋印(蓋印當然也是一種標籤的行為,不要忘記,豬在圈養時,每一隻也蓋上藍色水印的),然後拿回護照,滾蛋。
 

人群之間有了名詞,因為文化經驗,對不起,當然會有些形容。例如「湘女多情」:只是說湖南女子水汪汪,很浪漫可愛,這句話,在中國傳統的文本(Cultural Context)之中說了千百年,沒有「指涉」(Condone)或暗示(Allude to)以下的「結構深層意識」(Deep Structural Consciousness):1,湖南女人對男性霸權特別屈從;2,將湖南女性「物化」為取悅男人的消費品;3,暗示湖南女性最適合做性工作者、夜總會三陪女,或二奶小三;4,湖南女性多情,那麼湖北女人就是無情──據說湖北男人比較賊,因為有一句話,叫做「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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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一家美國野雞大學的婦女文化研究學者會大怒:這句話,分化、標籤、歧視、仇恨。但你可以笑嘻嘻對該野雞說:Oh yes, and so? Because I am a Chinaman。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5年0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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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油尖多士- 大鬧機艙 -陶傑

大鬧機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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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飛機乘客繼熱湯潑面空姐之後,又牛B在機艙吸煙,在香港遭特區警方拒絕包容,予以檢控。

兩宗「文化現象」,均發生在曼谷航班。近年大陸遊客去泰國人數暴增,因為電影《泰囧》大賣座,加上泰國適合大陸農村基層遊客消費者。

土豪暢遊巴黎倫敦,老百姓去完上水拖篋辦貨,賺到第一桶金,見識世界,去泰國拜拜四面佛,兼沖涼揼骨,堪稱最佳選擇。中國人初步融入世界,缺乏「守規矩」意識,因為大陸只有「國家規定」,並無個人之「社交規矩」。

「國家規定」有城管與公安強勢執行,曼谷航機雖然有禁止吸煙,也禁止虐待空姐,但機艙內的規條,並無哪一個「國家」的規定,空中少爺笑容可掬,也不是城管之如狼似虎,因此大陸乘客出現意識混淆,加上出了國門,認為「西方先進國家」是「自由世界」,或心理上有鬆綁之快感,不免情緒亢奮,嚮往自由,就「沒規沒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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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陸遊客此一「心路歷程」多加了解,就會包容。日圓貶值,虐打空姐,機艙吸煙,將會由曼谷「移師」東京大阪航線上演,香港的「哈日」遊客以後大飽眼福睇嘢之餘,要小心忍讓,尤其不要強出頭,飛機折回日本,自有日本防衞廳妥善處理的。

 

陶傑《油尖多士20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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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文章

[黃金冒險號]- 不知在吵什麼 -陶傑

不知在吵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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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只尖銳批評,是不負責任的,這樣太「犬儒」,應該提出解決的辦法。
 

評論就是評論,指出問題,已經足夠,不需要也奉送怎樣解決的辦法。
 

譬如: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中,抨擊三大劣性:「髒、亂、吵」。應該怎樣解決?幼稚園高班的女教師已經教過:要衛生,去完廁所沖水。上巴士要排隊,不要擠擁。說話輕聲一點,不要令周圍的人感到困擾。
 

這就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幼稚園程度之簡單,不需要一個專欄作者同時提供。凡一個民族,三十年代經一個領袖提倡「新生活運動」,手把手的教你衛生;七十年代又有英國總督教你歧視「垃圾蟲」;過了三十年,須要一個特首的太太做「清潔大使」,到處呼叫「洗手、洗手、洗手」,現在還要知識份子提出「解決辦法」的,就是基因出了民族性的智障。
這只是淺的一層。至於極權統治下的主奴關係、說謊作偽的慣性、缺乏理性邏輯的精神,一百年來,由譚嗣同的「仁學」、蔣夢麟的「西潮」、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胡適的「差不多先生」,答案一早全部在那裏。至於後來的李一哲大字報、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還有「零八憲章」,也只是不斷重複「解決的辦法」,但卻遭到殺頭和大獄重刑。

 

看見前面這許多人,一百多年前開始嘮叨,提出許多「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後,後來也嚕嚕囌囌的,一個個抓起來。然後一個民族的行為品格,不斷在倒退,那麼你收聲,不再提出「建設性」的意見,不是「犬儒」,而是常識。
 

那麼你為什麼還在抨擊呢?理由很簡單:因為你對中國人的命運已經不敢再關心,也不敢再憂戚,因為這樣構成顛覆中國之罪,那麼只能盡力保住你方圓三呎之內的清靜。時裝設計師鄧達智時時抨擊:他的家鄉屏山和元朗平原,從前有蛙塘阡陌、古樹清溪,今日變成藥房奶粉的自由行消費市場。鄧達智不想分裂新界,不想顛覆劉皇發主席,只想捍衛一點點清靜健康的空間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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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是Being rational and decent,然後一批中國五毛開始糾集,仇恨喧問:你是中國人嗎?準備拿出一張刀,然後有一些知識份子說你不對。你只能說:「Calm down, relax,是我不對,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是英美國人,更不配做一個中國人,我只是一個正常人。」
 

這一點常識,不需要三萬字的學術來爭論。

 

陶傑《黃金冒險號2015年0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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